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與媒體實驗室

【記者李佳芸、陳盈淳、楊正歆、梁語詠綜合報導】4500天的牢獄之苦，濃縮成116分鐘的紀錄片《彼岸》，耗費五年拍攝、兩年後製，最終入圍2021年韓國釜山影展，同年在台北金馬影展放映，亦於2022年5月入圍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這部紀錄片的製作歷時七年之久，將被攝者王淇政與洪世緯纏訟19年的委屈、苦楚，及家庭破碎完整記錄下來的靈魂人物，正是台灣極少數以冤獄為拍攝題材、現年41歲的導演施佑倫。
　
施佑倫受訪時訴說《彼岸》的緣起與過程。他認為紀錄片最重要的是把當事人的故事「還給他們」。　圖／李佳芸攝
　
「紀錄片可以安慰人。」施佑倫最新作品《彼岸》是一部拍攝台灣著名社會案件——「后豐大橋墜橋案」王淇政與洪世緯的冤獄事件。2002年，王淇政才21歲，女友與他相約在后豐大橋談分手，後來卻疑似因鬧脾氣突然攀上大橋而墜落致死。目擊者表示當時只有看到一個黑影掉下來，沒想到兩年過去，目擊者竟翻供稱「看見一名女生被兩名男子合力丟下橋」。
　
簡短的一句話，使王淇政和洪世緯兩人被依「共同殺人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15年及12年6個月，並於2012年入獄服刑。僅憑一人證詞，且無確定證據顯示兩人有嫌疑，台灣冤獄平反協會（以下簡稱「平冤會」）認為此案有極高機率可被平反，因此2012年協助提出再審，而後邀請施佑倫拍攝紀錄片，沒想到他這一拍竟耗費了七年。
　
施佑倫認為這七年沒有白費，因為紀錄片可以安慰到被攝者家庭與其他受冤者，並給予觀者無限的感動與反思。
　
在導演與平冤會義務律師林志忠（左二）與王龍寬（右一）的陪伴下，王淇政（左一）與洪世緯（右二）兩人再度回到案發現場。　圖／施佑倫提供
　
投入紀錄片拍攝　只為填補人生空缺　
　
他和電影的不解之緣，要從高中時期開始說起。當時，施佑倫其實很少進電影院。直至他就讀政治大學廣電系二年級時，在學校的廣電中心擔任助理，才有了第一次與紀錄片的正式接觸。
　
「原來電影可以講述我們的真實人生」，這是施佑倫看完日本導演北野武的知名電影《菊次郎的夏天》後的感嘆。此後，他細品過北野武的所有電影，這些作品顛覆了他對電影的想像，更帶領他走入非好萊塢電影的世界，奠定他日後成為紀錄片導演的契機。
　
大學畢業後，施佑倫決定至臺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南藝大」）音像紀錄研究所學習。他覺得過去的生活太平穩，甚至認為自己只是徒具軀體的空殼，所以希望透過紀錄他人，來豐富靈魂的深度。
　
但紀錄片的學習並非他所想像，拍攝這件事情不僅僅是站在攝影機後緊盯觀景窗。「你要拍別人，就得先把自己的瘡疤挖乾淨。」當時南藝大教授吳乙峰的教學方式影響了施佑倫前期的拍攝題材。施佑倫雖然沒有完成在南藝大的學業，不過他卻認為這段時間是推動他真正認識自我的開端，亦促使他明白學會用鏡頭觀看別人前，必須先學會觀看自己。
　
2010年，施佑倫自美國雪城大學電影創作研究所畢業後，回台灣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少年Pi 的奇幻漂流》劇組擔任劇組翻譯。歷經七個月的劇組生活，施佑倫無法適應商業性劇組的生態，毅然決然投入拍攝紀錄片，一拍也過了十二個年頭。 
　
劇情片是導演把演員演戲的過程拍下來，而紀錄片觸及真實。施佑倫認為，在紀錄片中，觀眾或攝影機和舞台之間的邊界，似乎隨時都可能被打破。「讓被攝者與拍攝者共創作品」這點極其重要。
　
事實上，電影和現實世界存在著某種共存關係，正是施佑倫作品所呈現的迷人特質。
　
導演施佑倫站在攝影機後，引導被攝者放下戒心、訴說心裡話，拍攝出最真實的面貌。　圖／陳盈淳攝
　
踏上平反之路　與冤案結下不解之緣
　
2014年，平冤會開始與施佑倫合作拍攝紀錄片，雖是合作關係，但平冤會的態度開放，將紀錄片的規劃交由導演自由發揮，而有了《不排除判決書》、《鄭性澤的48小時》、《無聲時刻》，以及《彼岸》等紀錄片作品。
　
那一年，施佑倫與平冤會首次合作拍攝《不排除判決》，將該紀錄片主角——受冤者陳龍綺涉入妨害性自主案件，從開啟再審到最終法院宣判無罪的真實過程留下。

很難想像，施佑倫當初和平冤會合作的契機，其實是個偶然。
　
原來，陳龍綺在2009年被控性侵酒後意識不清的女子，而該案證據僅有刑事警察局不排除現場混有陳龍綺及另兩名男子的DNA報告，平冤會因證據有疑而展開救援。
　
當時平冤會原本找了施佑倫的學妹合作拍攝，但因為學妹已進入劇組無暇拍攝而轉介給施佑倫，「可能因為我比較閒吧。」施佑倫沒想到，沒有帶著強烈企圖心或使命感的自己，反而在往後的日子裡，記錄了一個又一個受冤者的生命故事，讓那些掙扎、難受，或得以重見希望的歲月，能夠透過影像的形式被人們記住。
　
雖然施佑倫拍攝眾多冤獄案件作品，但其實在初次和平冤會合作拍攝時，他對冤獄案件的理解近乎是張白紙：「老實說在拍攝冤獄案件之前，我連法院都沒進去過，我甚至不知道可以這麼自由地進去旁聽。」因為過去求學經驗單純，他沒有機會實際觸碰到法律相關的事情。
　
「但是這也是我跟一般人最接近的地方。」施佑倫誠懇地說著，因為大多數人都跟他一樣，沒事不會跑到法院、不會瞭解一個判決的運作過程。因此，施佑倫勢必需要去看判決書、清楚事件經過、找律師釐清法律用詞的意涵等。他也期望能站在一般人的視角，在逐步認識案件的過程，去呈現被攝者真實的樣貌。
　
「即便我們與受冤者都是好朋友，但有些畫面是我們平常沒辦法觀察到的。而那些遺失的影像都是佑倫用他的攝影機幫我們看到。」平冤會執行長羅士翔觀察，從冤獄救援的角度來看，他們最在乎的是走出法庭、無罪釋放的那一刻，但施佑倫幫他們將受冤者的震驚、懊惱以及感到希望的情緒收錄進攝影機中的記憶卡裡，「這些畫面才是彌足珍貴的。」
　
《不排除判決書》受冤者陳龍綺歷經五年的平反之路，終於被法院宣判無罪時，臉上露出喜悅的神情。　圖／施佑倫提供
　
直面赤裸情緒　學習承接生命重量
　
除了案件內容的理解外，赤裸地直面他人情緒，是施佑倫拍攝紀錄片的日常。
　
憶起2014年首次拍攝的作品《不排除判決書》，施佑倫難以忘記某天下午的經歷。陳龍綺案件再審出庭那天，因為性侵案件不能參與旁聽，施佑倫在法院外等待陳龍綺的出庭結果。
　
「那時想說排除DNA的證據在那邊了，我們認為都是科學證據了，應該很樂觀吧。」結果，看見陳龍綺紅著眼眶走出法院的當下，令施佑倫有些不知所措。
　
他和攝影師及陳龍綺三人，走在法院外的人行道，沒人敢打破當時寂靜的空氣，只是默默在背後拍攝著。
　
就在那時，陳龍綺轉過頭含淚說了一句：「我想先回去休息了。」而後抱向施佑倫，伴隨著滿滿委屈、不甘，陳龍綺強忍的淚水也在那刻傾瀉。
　
回想那幕，施佑倫仍印象深刻，「那時剛開始拍攝不長時間，還沒有跟被攝者建立很深的情誼。」因此，那麼突然地承接一個人所有的情感，他坦言當下情緒很複雜：「不僅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更不知道該給出什麼樣的回應才是對的。」
　
投入紀錄片至今，施佑倫認為他在作為導演的這些年，心態有了許多轉變。
　
剛入行時，施佑倫在跟拍《不排除判決書》主角陳龍綺時曾感到非常愧疚，因為在拍攝過程中，時常需要請陳龍綺重複敘述當時的經歷，施佑倫認為每一次的回想，都會加重當事人的痛苦。
　
雖然陳龍綺本人非常願意訴說，但這仍是施佑倫過不去的坎。
　
「有一天我不知道怎麼了，我打給陳龍綺說我很對不起他，每次拍攝都要讓他想起這些事情，也沒辦法給他什麼幫助，對他很抱歉，」沒想到他反被陳龍綺安慰，「他說：『沒關係啦佑倫，如果我的故事能因此幫助別人，我覺得沒關係，你不要有壓力』，這讓我放下許多。」
　
面對加諸在自身的無形壓力，竟意外地透過被攝者得到解答，施佑倫心中的大石終於鬆落，也讓他體會到有些事必須勇於面對，才有可能放下。
　
陳龍綺走出法庭後難過地抱著導演痛哭。施佑倫認為要拍攝一部好的紀錄片，與被攝者維持良好且平等的關係是不二法門。　圖／施佑倫提供
　
感受人性溫度　悲傷與治癒的一體兩面
　
如今看來施佑倫不論拍攝技巧、心態各方面都盡顯成熟，但其實在他的紀錄片生涯中，並非一路順遂。
　
他剛入行拍紀錄片時，身邊的親友並不是非常支持他的工作。有些人擔心當紀錄片導演的收入不穩定，有些人則是不認同他的拍攝主題。
　
「我自己還是有壓力，因為我們家只有我是男生。」施佑倫父親是白手起家的生意人，若他不承接家業，這間公司往後將無人接管。父親雖不希望其從事紀錄片導演工作，卻也不會直接要求兒子回去繼承家業。
　
施佑倫說起拍攝《不排除判決書》時，「當時的女朋友問我為什麼沒事去拍跟性侵案件有關的紀錄片，我心裡就想說，紀錄片不是本來就該拍這種東西嗎？」前女友認為紀錄片應該要像是體育類型既積極又快樂的題材。
　
「我的想法剛好相反，我一點都不對那種題材感興趣。」面對前女友的質疑，施佑倫則認為紀錄片應該拍攝社會上被忽略的人事物，以及難以被攤在陽光下討論的議題。
　
但如此熱愛紀錄片的他坦言，其實曾有想放棄的念頭。
　
「我本來快拍不下去了，《彼岸》這個案子在兩、三年前看不到希望。」施佑倫於金馬影展映後座談時提到，在拍攝後期官司有段時間毫無進展，他認為自己一直處於創作的谷底之中，不知該如何將紀錄片繼續拍下去。
　
直到有一次，施佑倫在醫院拍攝洪世緯的家人時，洪世緯的老婆告訴他，她和孩子說明爸爸被關的原因，並問兒子若是和爸爸遇到相同情況，甚至遭到誤會，他也會選擇去救人嗎？
　
「我一樣會去救那個人。」聽到對方轉述孩子的這段話，讓施佑倫體會到，「即便人此生經歷了許多苦難，你仍然可以用愛來教育小孩。」他也因此得到了把《彼岸》拍完的動力。
　
談論起紀錄片生涯所遭遇的顛簸，施佑倫表現得雲淡風輕。呼應了他並非帶有任何目的性而選擇拍攝紀錄片，只是抱持單純的心去認識一個個故事。　圖／陳盈淳攝
　
看見「人」的平等　以柔軟之心陪伴被攝者　
　
或許是對坦誠相見習以為常，施佑倫敏銳的洞察力能夠穿透種種標籤，看見每個人褪去社會披加的外衣底下，最純粹的本質。
　
冤獄案件嫌疑人身處不平等的位置，施佑倫在長年的拍攝經驗中，看見許多先前不曾關注到的社會面向。
　
回憶起進法院的經歷，法官威嚴的形象與高坐法庭中央的模樣往往會震懾眾人，進出法院多次後他也發現，原來法官也是人，面對案件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無關是非對錯，亦時常因為個人觀念差異而導致判斷不同。從敬畏到熟悉，不只法官，面對每個職業施佑倫現在皆會屏除先入為主的想法，以平等心態相待各行各業的人。
　
「導演很有耐心也很勇敢。」羅士翔發現施佑倫具有如大海般的包容度，他觀察，施佑倫雖然與被攝者們有著深厚情誼，同時卻也維持著舒適的距離，導演有如被攝者們的「彼岸」，在岸上紀錄著他們、陪伴他們，同時也在等他們靠岸。
　
施佑倫觀察入微，細心地為被攝者調整麥克風。導演堅持與被攝者如朋友般互動，成功建立與被攝者間「不需要簽署拍攝同意書」的信賴關係。圖／陳盈淳攝
　
作為拍攝的主導者，導演常給人在鏡頭後指揮的傲慢印象。然而施佑倫認為「態度謙卑」絕對是第一。
　
作為紀錄片導演，在面對被攝者時，並不能請他照著腳本走，而是要化為聆聽的角色，透過與當事人的對談、記錄下當事者的神情，去呈現事件的全貌。保持謙卑，時常彎腰傾聽對方的故事，就如俯角的攝影機，低身紀錄一部部直搗人心的動人紀錄片。
　
如此的堅持與尊重，使被攝者們對導演的卸下心防，讓他們能夠在鏡頭前侃侃而談，也使施佑倫的紀錄片多了一份坦誠。
　
期望成為三稜鏡　用鏡頭折射出被攝者的色彩
　
施佑倫拍攝冤獄紀錄片的動機其實很單純，他期望那些不被社會理解的人們，不要只是判決書上的一個名字，而是希望能將他們的所思所想都完整呈現給世人，使那些名字立體化，也寄望能夠透過紀錄片警惕社會，希冀憾事不再重演。
　
「如果可以，我也想拍所謂的壞人。」施佑倫說，等手邊的冤獄紀錄片結案後，將不再拍攝冤獄案件。
　
過去，面對許多人對於紀錄片導演價值觀判斷的提問時，他內心思索著：「難道不能拍壞人嗎？」他認為導演拍攝紀錄片是基於對人類的行為有所興趣，並不代表紀錄片導演贊同被攝者的理念。因此希望在未來，有機會能嘗試拍攝更多非主流價值觀的議題與人物。
　
十多年過去，施佑倫表示他拍攝至今，不論遇到何種類型的題材，他對於自己只有一個期望——成為三稜鏡，透過鏡頭，讓現實世界的人事物折射出屬於他們原有的色彩。
　
這是他的紀錄片，也是黑暗縫隙間所透出的那道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