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與媒體實驗室

【記者黃家安、陳子萱、蔡佩珊、郭玟欣桃園報導】坐落於桃園新屋，一排排紅磚砌成的老屋掛著刻有「陶渭」的匾額，自日治時期便豎立於此。這些擁有百年歷史的老屋，是當地客家大族范姜管理的祖產。 談起范姜家族，最有名的莫過於其雙姓由來。原姓為「范」，清朝時期為了感念姜姓繼父，因而兼冠兩姓，成為雙姓「范姜」。近年，范姜宗親會更是特別，他們兩年前成立姑婆塔，是台灣少數倡議性別平權的祭祀組織。 范姜家族傳統規定，未出嫁即去世的女性子孫無法和祖先們共放於祖塔之中。「為什麼我家的女兒，一定要把他放在外面？」六年前，就有個宗族長老祭祖時抗議，卻遭到其他人大力反對。 圖一／范姜宗親會理事長的職責由章程詳細規定。范姜群會理事長上任後，提出兩個目標，一是整合宗親會零碎土地，二是團結范姜家族。 姑婆入祖塔的推動者之一，是范姜家族首位女性總幹事范姜沛彤。六年前，范姜沛彤從農會退休後，便積極投入家族事務中。他看到，受漢人傳統觀念「嫁出去的女兒如潑出去的水」影響，很多熱愛家族事務的女性，長久以來不得於清明節時回家祭祖，嫁入門並無血緣關係的媳婦卻可以燒香祭拜。「有血緣關係的反而不能拜。」范姜沛彤困惑地說道。 今年初，一條支持性別平權的釋憲案，鼓舞了很多像范姜沛彤一樣，在宗親家族中努力卻不受待見的女性。 1月13日，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宣告《祭祀公業條例》第4條「原則以男性為派下員（祭祀權利繼承者）」違憲。這是大法官第一次表態女性也有權利擔任派下員。 圖表一：祭祀公業釋憲案進度時間軸年表（整理製表／郭玟欣）  血脈相連的女性被排除在家門外 祭祀文化反映一個文化對生與死的態度。為了緬懷逝者，宗族子孫除了設立宗親會，也有另一種「祭祀公業」，以祭祀為目的共同經營遺產（見圖表一），是法人組織，受法律規範。遺產收益作為祭祖及公業運作的經費，衍生出負責管理財產的「派下員」，享有權利及義務。 圖表二：台灣傳統祭祀組織比較——祭祀公業法人 v.s. 宗親會（整理製表／陳子萱） 然而，過去祭祀公業中，僅有男性可成為派下員，女性無法成為派下員。 若女性不能擔任派下員，意味女性被排除於財產繼承之外。婦女新知基金會法務部主任戴靖芸點出，這反映家足以男性為中心運作，女性被當作外人看待。即便今年初的釋憲案為女性發聲，卻並未指示內政部修法，保障所有女性擔任派下員的權利。 台北陳情：組織改造後成為女性擔任派下員先驅 「女兒也有拜拜，也是他的祖先，為什麼他不是派下員？」陳請祭祀公業大房管理人陳慶隆的一句話，道出了許多人的心聲。 陳慶隆擔任大房管理人九年，自己也有一個就讀大學的女兒，對祭祀公業各項事務都相當熟悉。陳家由台北社子發跡，有300多位成員，於1980年代成立陳請祭祀公業。 陳請祭祀公業成立40餘年，過去依循傳統長老制，沒有明確規約。這樣的制度為心懷不軌，想私吞祖產的家族成員敞開大門，土地契約被少數長老把持，租金不翼而飛。 圖表三：陳請祭祀公業組織架構圖（研究整理、製表／陳子萱） 「他們把房租公款私吞亂花。」 陳慶隆表示當時家族許多成員不滿長老獨吞租金，將祖產占為己有。2000年初為了討回公款，一群家族成員召開派下員大會，建立組織章程，從長老手中奪回祖產。陳請祭祀公業達成公開化和透明化的里程碑，但女性仍未獲得參與的權利。 2008年《祭祀公業條例》公布，若祭祀公業規約沒有明訂派下員資格，原則以男性擔任，女性僅能在家中無男性且未出嫁的情況下，才有權擔任派下員。2015年大法官曾對此條例釋憲，但當時並未宣布違憲。 然而，早在2008年以前，陳請順應時代潮流，和家族女性的要求下，就開放所有女性子孫都能成為派下員。但這並非是個吃香喝辣的工作。陳慶隆指出，派下員等同祭祀公業幹部，除了出席會議，也得協助舉辦祭祖活動，大多數年輕人擔任的意願不高。因此，他認為在少子化時代下，不管男性或女性只要願意擔任幹部、協助祭祀公業的運作，陳請祭祀公業都很歡迎。 女性亡魂不再流浪 釋憲能解決法律的障礙，但要消弭祭祀文化中性別不平等的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一般人較常接觸的宗親會中，女性出嫁後便為夫家的人，不被允許回娘家祭拜，過世後牌位入祀夫家的祖塔。 終身未嫁的女性過世後牌位也不被允許入祀祖塔。幸運一點如范姜家族，可以入祀姑婆塔。然而，若家族無人重視女性權益，過世後的單身女性可能無人祭拜。 「我一直鼓吹要姑婆塔。」 在擔任宗親會總幹事前，范姜沛彤就曾嘗試說服宗親設立姑婆塔，但遭反對無法實現。成為總幹事後，范姜沛彤在范姜群會的支持下，說服眾多宗親和長老，接受檯面下討論已久的姑婆入祖塔提案，趁著2022年祖塔翻修時，設立姑婆牌位，讓范姜家族未出嫁和離婚的女性亡者，能夠回到祖塔讓後世子孫祭拜。 圖二／范姜家族祖塔於2021年翻修後，將姑婆接回入祀。圖右的側廂房為骨灰暫時放置區，等到春秋兩次祭祖儀式時才會統一開塔，經由左側入口放入祖塔。　圖／陳子萱攝 范姜沛彤表示過去女性受限於經濟能力和傳統婚姻觀念，宗族內未婚或離婚女性人數較少，也少有爭取姑婆入祖塔的訴求。「以前女人根本沒有能力，沒有資源，哪一個敢離婚？離婚就等餓死。」 但隨著性別平權概念的發展，女性越來越有經濟能力，經濟上不一定得依靠丈夫，未婚和離婚者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多爭取姑婆入祖塔的訴求。 姑婆入祖塔最後能成功推行的原因，是因為訴求聲浪已經大到宗親和長老們無法再繼續忽視。范姜沛彤開玩笑地說：「嫁進來的媳婦是范姜自己人，自己生的有血統的女兒又輸別人（媳婦）的，你不是覺得很好笑嗎？」 「姑婆進塔這個事情不是一、兩年就可以決定，當然要滿長時間去凝聚，宗長的時候，你根本連提都不能。」范姜群會坦言，過去宗族長老完全不接受，也不可能在家族內公開討論。 圖三／范姜群會理事長（左）在許多宗族長老反對女性擔任要職的情況下，仍堅持聘用范姜沛彤（右）作為總幹事。　圖／陳子萱攝 姑婆入塔在台灣傳統祭祀文化中並不常見，長期關注客家文化的導演鄭慧玲把握難得機會，2022年以《廳下火》紀錄片拍攝「女兒回娘家」的過程。 姑婆塔的意義在於讓女性感到被家族接納。鄭慧玲強調，女性爭取進祖塔是為了能選擇死後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權利。「為什麼你結了婚之後就一定要跟夫家的人在一起？」鄭慧玲提出疑問。 鄭慧玲在拍攝《廳下火》的過程中對祭祀文化有所體悟。他認為，祭拜儀式是一種幫助生者紓解悲傷的方式，「對他們那一輩七八十歲的老人家來說，（一想到死後）在外面變孤魂野鬼，跟在這裡受香火，是心靈上不一樣的安慰。」 鄭慧玲也提到姑婆塔還未普及，他期盼透過紀錄片，鼓勵更多家族效仿。 女性擔任祭祀要職的漫漫長路 性別平等融進祭祀組織文化是一條漫長的路。像范姜宗親會執行祭祖儀式的重要角色——禮生，長期由男性擔任。直至2017年，范姜宗親會理事長籌備新的祭祀活動時，因缺少能夠朗誦客語祝詞的族人，才找上研究客語的范姜家媳婦羅金珠，他也因此成為了范姜家的首位女禮生。 現年57歲，擔任國小客語老師的羅金珠，談起六年前首次擔任女禮生時，自己有些緊張，但受到時任理事長「有能力就來做」的鼓勵，最終欣然接受此份工作。 他坦言在排除女性的祭祀觀念影響下，參與祭祀活動的意願會降低，自然就不太可能擔任重要職位。而羅金珠也鼓勵女性們「打開心房，要先有（參與）意願。」才能有機會在祭祀活動中站出來。 圖四／紀錄片導演鄭慧玲發揮細膩的觀察力，在紀錄片中呈現祭祖結束後的家庭聚會，男性在飯桌上吃飯聊天，煮飯及洗碗的工作仍舊落在女性身上。　 圖／陳子萱攝 同志伴侶入祖塔成新挑戰 近年來同志權益逐漸在社會上為人重視，同志伴侶同樣面臨過世後無法入塔的窘境。在台灣法律制度不斷更進的同時，傳統祭祀組織也備受同婚議題、離婚子女是否得燒香祭祖等問題挑戰。范姜群會提到，當同婚伴侶入祖塔的訴求到達一定數量時，未來這些事情可能就會正面討論。 圖五／清明節與農曆八月初一的春秋兩次祭祀，范姜子孫會從各地歸來一同追思先祖。祖塔前的廣場架設棚子，上百人共同焚香祭祖。　 圖／陳子萱攝 宗族傳統觀念仍籠罩現代生活 性別研究學者蕭昭君認為，即便年輕一輩不再參加宗親會，但宗族觀念仍然深根在日常中。個別家庭和宗族就像樹和森林的關係，男尊女卑的宗族觀念，其實壟罩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 2007年，蕭昭君成為百年來蕭家第一位主持祭祖儀式的女性，象徵女性在祭祀組織地位的一大進步。然而相隔26年的今日，女性被排除的情形仍然存在，在喪禮中尤其明顯。 出殯隊伍中，女性照習俗只能排在男性子孫的後面，就算是最親近的父母離世，也不能站在父母身後送他們最後一程，連懷念親人的權利都被剝奪。 「喪禮大部分都是措手不及且悲傷的。你如果在這個時候要求要性別平等，你就會被認為是來亂的。」他說：「悲傷得不到釋放，送父母最後一程的時候，你再度被這個文化打了一拳。」 蕭昭君認為，女性如果在宗族觀念中得到公平的對待，女性的繼承權、祭祀權、話語權都能獲得保障。他期許更多女性能分享自己改變祭祀傳統的故事，為社會帶來改變。 無論是祭祀公業或宗親會，女性於傳統祭祀組織中日漸扮演重要角色。緬懷者與被緬懷者，不該應性別而有所不同，法律跨了一步，人心仍待革新。從傳統到進步，生者無論性別都能參與祭祀組織，死者不再被迫成為孤魂野鬼的那天，還需要漫長的努力。  

【記者程瀚慶、葉品辰、賴冠儒綜合報導】「我之前知道要修法的時候，就有先存一點貨，」視訊鏡頭上，菸齡逾20年的電子煙吸食者賴桑（化名）滿不在乎地對著新聞實驗室的記者說，「如果之後抽完，有人賣，我可能還是會買。」 賴桑不是唯一。3月22日，卡關十餘年的菸害防制法修正法案正式上路，台灣成為全球第14個全面禁止電子煙的國家。即使全台上千名業者叫苦連天，檯面下，為了滿足140萬使用者的龐大市場，業者粗估，至少50億台幣的庫存極可能轉入地下，形成黑市，法律難以管束。 修正案第15條：「全面禁止電子煙，包括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廣告及使用。」明確封殺電子煙，而類似的加熱菸則是被歸類為指定菸品，業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健康風險評估」審查，通過後才可製造或輸入並販賣。 近年竄出大紅的電子煙和其他菸品有何不同？一般最常見的紙菸，利用明火燃燒被紙捲包著的菸草從而燃起煙霧，最大的缺點為味道重，是許多人無法接受的原因之一；電子煙則是利用電加熱電子煙油，並經過電子霧化器產生煙霧，煙霧是最大的。但由於不是直接燃燒菸草，味道較紙菸不明顯；加熱菸則是利用電子加熱器加熱特製的菸草柱，味道與煙霧皆不明顯。 市面上不同菸種比較表 製表／葉品辰 電子煙議題引關注 基金會接獲大量舉報案件 電子煙相關議題開始被大眾注意到約是在2015年間，美國爆發電子煙肺病（Evali）事件，多名電子煙長期使用者出現肺塌陷等肺部症狀。 此事件引起 FDA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和 WHO（世界衛生組織）注意，專家學者開始進行大規模研究，嚴格設計電子煙管制相關措施，像是美國密西根州、紐約、加州已禁止販售加味電子煙，後續也加強對電子煙危害的宣傳教育，希望能夠降低潛在危害。 許多台灣民眾也開始對電子煙產生危機意識。董氏基金會菸害防制中心主任林清麗說，電子煙舉報數從2014年的1100件相關電話，翻超過六倍，2015年達6831件，疫情前，每年通報電話平均約5000件。 電子煙滲透校園速度驚人 修法後有些店家仍心存僥倖 林清麗某次去新北市一所綜合高中演講演講時，才知道吸食電子煙的學生 很多。老師當場開兩個大抽屜，一個半滿、一個全滿，「出乎我意料地，全滿的抽屜是國中部，半滿的抽屜才是高中部。」不過，修法後，再和學校聯絡，有發現吸食人數有明顯地改善，吸食電子煙的學生數大幅下降。 然而，校園之外的一些電子煙販賣店則不一定能立即改善。 林清麗觀察，有些店家在新法上路後，遮蔽部分招牌，仍抱持僥倖態度繼續營業，稽查一次、兩次後，有可能會再偷偷恢復販賣，她呼籲政府應要求店家拆除店面，斷絕重新販售的可能。 有些店家心存僥倖，等待執法效力減弱時，可能會重新開張。圖／董氏基金會提供 「目前尚不清楚修法對業者來說是否具有強制力，」長期著力於電子煙修法的立委陳椒華說明，目前還在觀察公部門稽查方式和效果，待後續報告出爐，才知道修法具體效益。 新北市衛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長陳欣蓉則表示，會經過宣導後才開始執法、裁罰，然而目前最大的困難就是當稽查人員收到民眾檢舉後前往現場時，通常違規民眾都已離開，導致撲空無法開罰，該如何解決這個困難仍應思考。 電子煙通路協會：禁令充斥不合理性 堅決反對修法 人來人往的西門町，曾有繁榮一時的「電子煙一條街 」，街上各式各 樣的電子煙商品琳瑯滿目。賣家與使用戶交流最新資訊，店家每個月來客量破千人。然而，於3月22號之後，街上的一切歸於沈寂。 「以前就有不少反對電子煙的聲浪，因此幾個朋友決定以一條街的經營抗議。」身兼消費者及業者的電子煙通路協會代表 Tobe（化名） 無奈地表示：「常常和朋友聊天時，我可能抽一下身邊的人就會說『這個有毒、不好』，壓力其實很大。」創立一條街的背景除了基於自身喜好與同好交情，也希望能改變政府和社會大眾對電子煙的負面印象，尊重使用族群。 「我們希望讓社會大眾明白，應該站在吸煙者的角度看待電子煙。」Tobe 憤怒又無奈，「正常來說對待一個新的產品，立法範圍應該是針對它設立專章或專法，但我們除了禁止外什麼都沒有。」 Tobe 強調，政府若要禁止電子煙，須建立相關的配套措施，像是於各縣市設立站點供業者與消費者銷毀和回收，「現在的做法只會造成國內電子煙的『全面地下化』，全國店面不是收掉就是轉成網路黑市，生意說不定還會更好，因為客群不會消失。」 他強烈抗議，政府不應一味地禁止電子煙，參考如英國設置專法才是上策。目前電子煙通路協會正積極準備違憲的行政訴訟，期望將不合理的修法全部推翻，守護自身族群權利。「站在大法官視角，這個叫做違憲，政府沒有權力完全禁止消費者使用的自由。」 各國管控相異 電子煙之風險尚無定論 目前，全面禁止電子煙的國家中，亞 洲包含台灣、泰國、新加坡、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等。沒有祭出禁令的歐美，的確對電子煙的危害還未有定論。 英國公共衛生部（PHE）於2015年的研究指出，電子煙的危害比一般煙草低95%。公共衛生部以重度吸菸者為模型，發布了一段實驗短片，比較電子煙和一般紙菸在鐘形罩中收集的黑色焦油量之多寡，通過電子煙攝入的焦油量明顯較少。 英國於2022年使用電子煙的人數達到430萬人，但英國有嚴格的法規控管電子煙。根據《2016年英國菸草及相關產品法規》，含有尼古丁的電子煙產品須符合最低質量、安全標準、達到包裝與標籤要求，並提供必要資訊，消費者才能做出明智決定。此外，電子煙廣告也受到限制，製造商須將所有資訊上報至相關管理單位審查。 目前電子煙研究還不夠多，但各國已經開始警戒電子煙可能帶來的危害。　圖／擷取自英國公共衛生部實驗影片《Smokefree ‘Health Harms’ – Impact of smoking vs vaping demonstration》 香港在2019修法通過後，2022年4月30日起全面禁止進口、製造、販賣和宣傳另類菸品，包括加熱菸和電子煙，透過衛生署和海關相互配合，從源頭開始斷絕菸草進口，再逐步降低國內吸食電子煙人數。 與台灣不同的地方在於，香港沒有下令規定禁止吸食電子煙，但藉由阻斷供給，將電子煙、加熱菸等另類菸品市場逐步縮小，再增加戒菸服務和教育，以期達到降低吸菸率的要求。 美國的態度和英國一樣，沒有徹底禁止電子煙，但管制嚴格。 顯著的例子是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去年針對電子煙公司JUUL發布了拒絕銷售命令（MDOs），禁止JUUL的產品在美國銷售。 FDA認為，JUUL行銷時聲稱能保護公眾健康，卻缺乏充分證據。不只如此，某些電子煙的研究結果更引起擔憂，但同樣沒有足夠的證據來支持使用JUUL產品的高風險，也無法確切得知使用JUUL產品的潛在危害。因此，FDA才決定發布銷售禁令，但不限制個人的持有或使用。 針對是否曾討論仿效歐美設立專法，陳椒華回應記者，基本立場是「反對在任何時間、地點和場合吸食電子煙」。 達到正反雙方的平衡 菸品管制方式需再三琢磨 菸品禁止或開放的界線一直都飽受爭議，隨著科技日漸發達，不同種類的菸品越來越多，在管制的同時，應顧及到完全禁止不一定是最佳解方，此外，配套措施也應更周到、完善，以避免造成反效果。

網紅照鏡子常常在自己的YouTube頻道上，分享自己性別轉換的過程。圖為照鏡子參與同志大遊行時的照片。圖／照鏡子提供。 【記者呂羿穎、蔡愷恆、許巧昕綜合報導】網紅照鏡子在Youtube上有近四萬名訂閱者，但他卻有兩支觀看數超過百萬影片，主題都是性別重置手術。從幼稚園開始，照鏡子就覺得自己跟一般小男孩不一樣，直到青春期，他才確定自己想要成為一個女生。 但在台灣，要改變性別前，必須要看精神科。他17歲走進診間，沒想到醫生的問題私密，像是性幻想對象是男生還是女生、看什麼樣的A片。這個過程並不愉快，「我想說，要講這麼細嗎？」  為什麼做性別重置手術前，要進行精神鑑定？ 在台灣，性別重置手術和性別變更有許多流程和條件，其中最關鍵的，就是照鏡子所歷經的精神鑑定，在性別觀念日趨開放的現在，卻是跨性手術的一堵高牆。 2008年，內政部公文中寫道，任何人在申請性別變更時，都應檢附二位精神科醫師評估的診斷書。而在2012年，內政部再次發布公文表示，跨性別者在國外開立的精神鑑定診斷書，在台灣無效，需由本土的精神科醫師重新開立。到了2015年，衛福部強調，由於性別重置手術涉及性別認同、性別不安等精神醫學專業評估，應先轉介精神科進行診斷。 台灣現行的跨性別者精神鑑定標準，是1988年由文榮光醫師和馮榕醫師所制訂。資料來源／徐志雲〈認識跨性別者（T）及其處境〉、表／許巧昕製。 在官方立場，一個人能不能變性，通行票握在精神科醫師的手裡。但這些精神鑑定流程其實並未入法，針對跨性別者，不同精神科醫師間的鑑定標準也不一。最通用的版本是25年前，由醫師文榮光和馮榕參考《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3，DSM-3）》所制訂。 DSM至今又更新兩版，在最新一版中，甚至將跨性別去病化，改稱性別不安。反觀台灣，雖然部分醫生已隨時代趨勢，將現代的性別觀念帶入診間，但最基本的跨性別精神鑑定標準卻沒有做出更正。 在進入診間前，讓我們先認識什麼是性別 女性主義作家西蒙波娃在經典著作《第二性》中提到：「女人不是生而成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這句話解釋，心理性別與性別認同是後天發展並形塑、由社會建構而成，不一定會與一個人的生理性別相同。 而一個人的性別認同會影響社會性別，性別不明關懷協會理事長吳伊婷認為社會性別非常重要，並解釋：「這其實就是我們對外的打扮穿著、儀容儀態、動作表情、評價，因為它就是反映我們自己的性別表現。」 性／別的四種定義 吳伊婷指出，性／別（sexuality）不只分成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而可以再細分成四個部分：出生性別、生理性別、心理性別跟社會性別。資料來源／吳伊婷、表／蔡愷恆製。 所謂「跨性別（transgender）」包含的面向十分廣泛，不僅指男跨女或是女跨男，而是流動的光譜。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陳美華也解釋，跨性別廣義地指向生理性別跟社會性別不一致的人，「跨性別是一個大傘，底下包含很多不一樣狀態的人，比如說穿異性的服裝或是變裝的人，也包括雙性以及變性的人。」 性別認同與呈現方式如此多元且流動，但現今的精神鑑定仍充滿各種歧視、傳統框架和不了解。這都是跨性別者難以取得診斷書的原因。 診間隱含性別歧視　跨性別者被迫演給醫生看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政策主任方綺分享，曾有跨性別者被醫師詢問看成人片時的性幻想對象，或被問到「你穿女裝的時候，會不會感受到性慾？」這些問題的目的是要排除個案把穿女裝當成性癖，而非需要變性。 但這顯示跨性別者在做精神鑑定的過程中，需要過度揭露自己的性隱私或是性傾向，而這些資訊和跨性別認同以及鑑定本身沒有關係。 為了符合醫生對性別角色的觀念，跨性別者時常要在診間「演戲」。在跨性別圈子也流傳一個教戰守則，建議跨性別女性看診前打扮成社會熟悉的女性形象；如果被問感情問題，需要表示自己是異性戀，並展現陰柔的樣貌，讓醫生相信他有女性認同。照鏡子回憶以前去鑑定時，會特別穿上裙子，或是畫上眉毛、睫毛膏等妝容。 在方綺眼中，這是很無謂且沒有標準答案的冗長過程。「跨性別者回答『我幻想自己是女生』，就可以證明自己是一個跨性別女性嗎？就可以證明自己有一個堅定的女性認同嗎？其實也不一定嘛。」 社會賦予性別既定的框架，像是男性就應穿藍色、女性就應穿粉紅色。當跨性別者做精神鑑定時，中性的穿著是不被允許的。圖／呂羿穎攝。 除此之外，在診斷過程中，醫師會向個案確認跨性別的念頭是從何時出現，例如小時候的玩具、穿著是否符合異性特質。 台北榮民總醫院精神醫學部醫師林韋丞舉例，有些人年輕時在跨性別與同性戀之間探索，無法明確地判別自己的性別認同，此時就會放寬評估標準。不過他也觀察，有些資深醫師對於兒時經驗的要求十分刻板印象，「他們覺得如果真心想要跨性別，應該要從小就要穿女裝或男裝。」 為避免被不熟悉跨性別社群的醫師診斷，有些跨性別者、相關團體與醫師整理出「性別友善醫師名單」。名單內的醫師皆了解跨性別者的背景與處境，嘗試讓跨性別者在醫療院所獲得公平的對待。 性別變更衝擊傳統觀念   家庭成醫生評估重點 跨性別者的家庭也是部分醫生評估的一大關鍵，他們會要求家人一起到診間，取得父母同意後，醫師才會開設診斷書。 「如果父母親就是不同意動手術，我硬開一張診斷書讓他去動手術，那他們家裡會天翻地覆。」林韋丞就曾遇過跨性別者的父母打電話到診間罵：「我家就這麼一個男生，你開個診斷書讓他去動手術，現在我們家絕子絕孫了，你要負責嗎？」 做性別重置手術是大事，醫師仍希望跨性別者能和家人充分溝通，讓事情有圓滿的結果。 吳伊婷表示，約九成的跨性別者有會遇到家庭問題，有他們的支持，會讓跨性別者的身心靈更健康。 但是，取得家人的同意對許多人是個大挑戰。在診間的氛圍也可能使原先認同的家長，在參與看診的過程中遲疑。 方綺認為，成年人的性別表達應該可以自己做主，不用有家人的證明，「這不是判斷一個人能做手術，或拿荷爾蒙治療證明的要件。」 就診當下，醫生如果依然將跨性別者當作疾病看待，他們的問診方式恐會影響到家長對跨性鑑定的同意意願。圖為國泰醫院總院精神科診間外。圖／蔡愷恆攝 鑑定無統一標準　甚至八年拿不到診斷書 長期以來，不同醫院、醫生對跨性別者的精神鑑定，都沒有統一的原則與流程。 照鏡子在其中一間醫院做精神鑑定時，醫院會轉介社工師、並做團體評估，但是在另一間醫院卻不需要。方綺也提到，有些醫生會要求跨性別者做心理測驗、邏輯評估，或是基因檢測、荷爾蒙檢測等健保不給付的檢查。整個流程除了價格高昂外，與診斷書的關聯也不明。 以長庚醫院為例，光是在手術前的精神鑑定就要花費3萬多元，負擔不小。第一階段包含荷爾蒙檢測、染色體檢測、心理狀態衡鑑和個別心理與家屬會談，費用約1萬2千元。到第二階段，主要是個別心理與家屬會談，費用約2萬元。 依據1988年的標準，走完全部精神鑑定流程至少兩年。醫師會依據案例的狀況，做出不一樣的判斷。 有些人半年就通過了，也有人長達十多年尚未通過鑑定。吳伊婷表示，兩年是潛規則，甚至有經過七、八年的鑑定都還沒取得診斷書，但家裡若支持，大概兩年內就能成功。 在社交媒體Dcard的跨性別版上，有人分享自己為了做性別不安的複檢，甚至要強制住進精神科病房。 醫生通常是以症狀去診斷病情，「但是遇到跨性別者的精神鑑定，就變得很無所適從，也沒有單一的標準。」吳伊婷說。 跨性別雖然已去疾病化　仍難逃醫療體制束縛 儘管精神鑑定爭議眾多，但各界對於是否要廢除鑑定沒有得出定論。 其中一項跨性別精神鑑定條件是，需要排除精神疾病或智能障礙個案。林韋丞認為精神科醫生評估個案的情緒、精神、智能狀況等，對跨性後的新生活，應是正面影響。 但吳伊婷則持不同意見，認為醫生無法判定跨性別者在執行手術後，生活是否會改善，「那是算命。」他認為，鑑定依然可以存在，但僅需維持最低標準，跨性別者在社會的適應情形，不應和醫療綁在一起。 實際上，衛福部在2013年就出於尊重公民性別認同，曾討論不需精神鑑定以及性別重置手術就能更改性別。台灣精神醫學會也在2014年聲明，為了完全將性別認同去病化，精神鑑定不該由精神科醫師執行。雖然期待跨性別者能迎向性別自決，但台灣精神醫學會考量相對保守的社會風氣，建議政府成立「性別變更決定」的組織，將守門員的角色從醫療機構轉交給政府。 過了十年，仍是只聞樓梯響。吳伊婷表示，政府公告發布後，跨性別社群有許多反彈聲浪，內部並沒有取得共識。有一派堅信，取得精神診斷書，甚至完成手術才能證明自己的跨性身份；但其他則認為跨性別者不需要別人認證。 內政部僅在2015年建議行政院以行政命令廢除精神診斷。而行政院在後續的兩、三年間，其實有針對該議題開會討論。在2022年還委託學者研究「性別變更法制化與立法建議」，裡面提到現況已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兩公約》（ICCPR）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ICESCR），建議衛福部應該要強化醫療人員的性別知識，並期盼衛福部編列性別不安門診與相關心理諮商的健保預算。然而，內政部回應「政大新聞與媒體實驗室」記者，「目前尚未定案」。 陳美華認為若能消除這些限制，跨性別者的日子會好過很多。因為強制讓跨性別者接受精神鑑定，並沒有達到完全去病化，更成為精神疾病的來源，「不是他本來就性別不安，而是繁瑣的規定，還有社會要求的二元性別觀讓他們不安。」 精神鑑定像緩衝期 重新審視跨性決定 目前各國對於性別重置手術的評估和治療方式，多依照世界跨性別健康專業協會（Worl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for Transgender Health，WPATH）所訂定的《跨性別和性別多元化人群健康護理標準》（Standards of Care for the Health of Transgender and Gender Diverse People，SOC）。 此標準建議跨性別者仍須接受心理評估，因為手術可能對身心狀況產生負面影響。但也只是確保跨性別者了解手術的風險和益處，且就像台灣五花八門的精神鑑定流程，並無統一、也沒有明確規定。 雖然有廢除術前精神鑑定的聲音，但不代表它全然沒有優點。在與精神科醫師長期的對談中，有些跨性別者更加確立執行手術的意願，也能藉此與家人好好溝通。照鏡子認為術前精神鑑定是一個重新檢視自己的機會，「你是不是真的需要這個手術？手術的必要性是什麼？」這讓她有更多緩衝時間思考自己的性別認同，「我不覺得是一個阻礙。」 反對跨性別團體做法的匿名網友組成No Self ID Taiwan網站，創辦人y旅人認為精神科醫師是當患者在身心狀況上都適宜動手術時，給予建議手術的證明的角色，不可以廢除。 性別本具流動性　跨性別者盼脫離社會框架 圖為性別、社會學相關書籍。《我們都是女性主義者》作者阿迪契：「性別規定我們應當怎樣，而非認可我們就是怎樣，這也正是問題所在。」。圖／蔡愷恆攝。 方綺認為，性別認同不應該全部把控在醫生與專家上，也可以讓跨性別者透過重要他人的見證，例如出示與同事往來的證明、宣告說「我是跨性別者」，或請大家改變稱呼等。伴侶盟期盼，換證制度可以不再這麼醫療導向，讓性別認同回歸日常及自我認同。 照鏡子表示，跨性別者在意的只是自我認同的追尋，要如何在這個社會過生活，「他們這一生都在尋找答案，要與這種狀態共處是很困難的。」 社會該做的是協助跨性別者找到自己的歸屬，而不是由他人貼上標籤，也不是用幾十年前的精神鑑定標準壓制他們。跨性別者鼓起勇氣承擔進行手術的風險，社會和制度也應該鼓起勇氣，承認每個人的獨特性和自我認同的能力。

【記者林立恩、林季亭、吳昱霆綜合報導】「老師你米蟲欸！」年屆56歲、現任台中大墩國中數學老師的林佑吉，直到今日想起自己當時受到旁人輿論攻擊，仍感到十分不平。   2018年的年金改革，除了讓國中小教師的退休金大打折扣，其中的「朔及既往原則」也直接衝擊到全國超過14萬的國中小教師，更在社會激起軒然大波，許多媒體居中播送爭論，令老師的社會地位和價值遭到質疑，汙名化的言語此起彼落。   56歲的國中老師林佑吉，邁入教學第27個年頭，原本預計55歲要退休的他，被4年前的年金改革打亂了人生規劃。 圖/林季亭攝   回憶年輕時決定踏入教學領域，林佑吉想起自己當初秉持著對教學的興趣，也嚮往老師能夠擁有的家庭生活、寒暑假和穩定的薪資收入，才因此立定為人師表的志向。不知不覺時光飛逝，今年已是他踏入校園教學的第27年，當初的熱血方剛或許已經轉變為成熟老練，但是不變的是他對孩子和教學的熱忱。   不過，4年前年金改革引發的輿論，卻讓這份單純的願景好像不再純粹，旁人無心的一句「老師你米蟲欸」在林佑吉的心中投下震撼彈，也反映了當時部分社會對老師的評價。   「改我們可以接受，最不能接受的一個點是他把我們這些老師罵成是米蟲。」年改之下，老師在大眾眼中好像成了國家財政敗壞的眾矢之的，對林佑吉和其他同樣正在教育領域活躍中的老師來說，他們不僅面臨社會及心理壓力，經濟壓力也接踵而來。   「幾乎我接觸到的，就算想要退休也都不會退啦，因為都會牽涉到所謂的現實問題，還有養家活口的問題。」林佑吉說道，正值退休年齡的老師原本早已可以開始享受退休生活，但改革後為了確保生活品質，只能繼續堅持在教育現場打拼。   他更感嘆地說道，以前的老師只要好好的工作、好好的打拼，就可以安逸終老，現在卻需要花費更多的努力，退休後所得到的退休金又不如以往，其中所帶來的相對剝奪感令他非常無奈。   年改實際衝擊：多繳、少領、晚退休 年改前後對他的實際影響，將以現在55歲且最後在職均俸（月薪）為新台幣4萬元，年資25年舉例說明，一探他如何因為遊戲規則改變，被迫多繳、少領、晚退休。   年金改革除了提高教師每月薪水的強制提撥費率（註一），也降低了退休後的所得替代率（註二），並從七五制（年齡與年資的加總為75）改為八五制（年齡與年資的加總為85）。此次改革的「朔及既往原則」讓林佑吉這一代即將退休的老師受到相當大的衝擊。   註一：自願提撥費率指根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規定，退撫基金費用之撥繳依法按公務人員、教育人員、軍職人員本俸加1倍之12％至18％之提撥費率，按月由政府撥繳65％，個人自繳35％。 註二：退休所得替代率指公務人員退休後所領每月退休所得占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每月所領本（年功）俸（薪）額加計一倍金額之比率。但兼領月退休金者，其替代率上限應按兼領月退休金之比率調整之。106年年金改革中規定國中小教師年資滿15年，所得替代率為45%，分10年降到30%；年資滿35年，所得替代率為75%，分10年降到60%   首先是關於自提率的調升，根據年改前的規定，假設林佑吉每月必須從自己的薪水中提出新台幣3640元給政府作為退撫基金（註三），而年改後自提率逐年調升，到今年提高為14%，因此林佑吉一年就須從其薪水中多提出3360元（註四）。    註三：新台幣4萬*2*13%*35%（35%員工自付額，剩下65%為政府提撥）等於3640元 註四：新台幣4萬*2*14%*35%=新台幣3920元，較年改前增加了新台幣280元/月=3360/年   其次是調降所得替代率的影響，若他退休時累積的年資為25年，年改前他的所得替代率為60%，因此林佑吉退休後可以領取的月退休金約為4萬8000元（註五），而年改將替代率降低了15%，表示他的月退休金每月少了1萬2000元的收入（註六）。   註五：新台幣4萬*2*60%=新台幣4萬8000元 註六：新台幣4萬*2*45%=新台幣3萬6000元，等於少了新台幣1萬2000元的收入   再看晚退休。本次年改也將老師提領「全額月退休金」的年齡上限從原本的55歲提高至58歲。   若林佑吉依然選擇在55歲退休的話，便只能領取「減額月退休金」或「一次月退休金」，其中減額月退休金規定以58歲為基準，每提前退休一年即減發4%的月退休金，所以年改後他第一年的月退休金將減少12%，變為3萬1680元（註七）。   註七：新台幣3萬6000元*88%=新台幣3萬1680元   相較年改前每月可以領取4萬8000元，一個月少了新台幣1萬6320元。此外，提早退休也會讓教師的退休金所得替代率減少（<45%），連帶使其年資和月薪（本俸）降低，根據減額月退休金計算公式（註八），可知若林佑吉選擇提早退休，他的月退休金將會比上述計算的少更多。   註八：在職最後八年的均俸*2*所得替代率*減發比率   不只如此，如果其選擇一次性退休金的話，長遠來看他每月將少一筆固定收入，所以不論是選擇領取「減額月退休金」還是「一次月退休金」。   也因此，林佑吉必須面對退休金將大打折扣的無奈和困境並非單一個案，還有更多的資深老師因年改被迫延後退休已經是普遍現象。根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 會最新統計年報表，4 年前年金改革來，教育人員離退人數逐年遞減，選擇在2020年退休的老師比前一年少了千人以上。   國中小教育注重互動，電子化教育成為常態，教師與學生間的年齡差距擴大可能出現代溝問題，科技產品的使用也是對資深老師的一大挑戰。 圖/林季亭攝   老師延後退休 恐影響教學品質 老師延後退休後，師生年齡差距擴大，也增加了教學挑戰性。   「在年金改革開始實施後，一開始沒有太大的感覺，但是到後面就會覺得有一點力不從心。」已在學校服務26年的台中三光國中老師鄭美玉，在課堂上仍持續以充滿親和力及幽默風趣的方式與學生互動。   但提及延後退休時，她也無奈表示，年紀確實會對於教學品質有所影響，以前在上課與學生互動時，不論是在舉例、開玩笑或是與學生聊天時，內容都是有所共鳴的，而現在上課時，就常出現自己在台上天花亂墜，學生在台下一臉茫然，「就像是在一個平行時空，完全沒有交集。」   儘管她也努力吸收新知，想要更加地貼近學生，效果仍有限。   此外，鄭美玉認為，對於國中生而言，老師的年齡層相對來說影響重大，「國中生是一個非常重kimoji（感受）的生物，他可以因為跟你麻吉就賣你面子，或是你跟他拼感情，他喜歡你，就會在這一科上面多用一點心，但是如果處不好，他對你反感，就可以因為kimoji的問題完全放棄這一科。」   除了代溝問題，林佑吉也直言體力下降對他教學的影響，「隨著你的年紀增長，在台上消耗體力的狀況一定更差。」過去或許能夠有足夠的體力站在講台上授課，但久而久之也只能根據自身能力調適出不同的教學模式。   「體力沒有那麼好，跟學生的代溝又越來越大，就會有一種倦怠期，那會影響你和學生的互動。」鄭美玉這樣感嘆。   在國中生特有的學習模式之下，對如林佑吉和鄭美玉一樣不再有體力能與學生一起跑跳，也不再有辦法與學生熱絡互動的老師而言，不僅是一個相當大的教學挑戰，也成為消磨熱忱的原因，長期下來對於學生與老師雙方都是一種折磨。   林佑吉透露，有些講話較直白的國中生會直接跟老師說：「老師你看起來好老喔，怎麼感覺比我阿嬤還老的樣子。」面對這些看似無心的言論，有些老師能處之泰然，但卻也會傷及某部分老師的自尊心，進而削弱他們的教學熱忱。   放眼整體教師族群，國立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授盧俊成也觀察到近年來老師士氣普遍低迷，原因應是教學年資太久產生的倦怠期，「很多老師都是覺得不要出事情就好，安全的退休就好，你說有什麼教育的熱情，以目前來看，大致上就是不要出事情、不要惹到家長、不要惹到媒體。」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實驗小學的校長邱世明表示，國中老師除了因年改和少子化難以成為正式教師，台灣過於寬鬆的師資培育設計也是一大原因。 圖/林季亭攝   資深老師不退 年輕教師更難取得正式教職 事實上，年改不只造成資深老師紛紛延後退休，且因師生年齡差距擴大引發代溝甚至教學品質問題，對年輕教師而言，需擔憂的不僅僅是退休金的多寡，更是他們進入教育殿堂的機會。   「對我來說煩惱退休金還太遠，只會煩惱今年考不考得上正式老師。」看在今年27歲的台中市三光國中國文科代理教師胡時逢眼中，前輩們因為退休金延退，將讓考取教師的這道門更窄，再加上台灣少子化現象嚴重，國中小班級數逐年下滑（註九），更導致各地區的教師缺額年年減少，因此流浪教師四散，社會對這份職業喪失期待感。   註九：根據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近十年來全國國中的班級數減少了19.78%。   胡時逢談及四年前仍在就讀研究所時，便觀察到當時教育系學生對考取教師資格興趣缺缺，也越來越少人選修教程，「有人修到一半就決定去補習班教書，可能比較穩定，也還比較好賺。」即使如胡時逢一樣成為代理教師，也因需要不停調動各校，可能會影響學生學習效果和感受。   對此，台灣家長教育聯盟秘書長李昭瑢說：「有些時候（代理老師）是屬於短代型的，可能只有兩個月，那對孩子的影響就非常大，我們就常常自嘲說，請問教師節的時候要寫幾張卡片。」她也表示，若少了年輕老師的體力和創意，整個教學負擔將會往中生代移動，可能會造成在職老師更多壓力，也將失去觀念轉換的可能性，對教育現場的影響十分關鍵。    邱世明作為實驗小學的校長，盡量給予教師相當大的發揮空間，認為多元化的教學模式對學生才是最良善的。 圖/林季亭攝   校園中年輕老師的身影越來越少，背後其實也揭示了整體教師的老中青結構正產生變化。   根據教育部統計，國中教師總數近十年來減少了近10%，且2018年30歲以下的老師佔整體7.9%，2021 年則下降至6.5%；另一方面，同樣的時間點，50歲以上的老師占比則從13.7%上升到20.5%，顯示國中小的教師年齡組成確實逐漸「失衡」。   「可預見的未來是十年後會是一個巨大的斷層，就是一批很資深的，後面就沒有新老師了。」鄭美玉擔憂，這個發展趨勢將使校園失去老中青教師共存的多元樣貌，對教師之間的經驗傳承和學生學習帶來衝擊。   盧俊成觀察，年輕老師較能帶入創新的教法，中年齡層老師則有承先啟後的中介效益和擔任行政職的能力，而資深老師則能憑藉經驗擔任生活輔導和處理問題學生的角色，「所以老中青三代如果都能夠有良好的組合的話，就能夠兼顧所謂的教學、校園的安定及對學生的輔導。」   對此台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邱世明也表示，資深老師能夠將自己的經驗傳承給新進的老師，老中青三代教師之間的理念和默契脈脈相連、相互交織，也因此更缺一不可。   「不是你卡了我位，所以我就升不上去或是進不來，而是彼此之間怎麼樣合作。」李昭瑢點出關鍵。   若站在學生的角度出發，身為校長的邱世明也希望自己學校裡的老師不是單一樣態，「教學模式並非只有單一型態，老師或老或少、或嚴肅或活潑，都是多元且豐富的。」也沒有所謂「標準化的教育環境」，應站在學生的立場，想方設法讓他們接觸並吸收不同世代的觀點，並從中學習，培養未來面對多樣貌社會的能力。    林佑吉在教學之餘，喜歡和同事一起泡茶聊天，交流近況、活絡感情的同時，也讓彼此在繁忙的一天中喘口氣。 圖/林季亭攝   在年金改革衝擊教育結構的同時，教師的奉獻精神與價值也備受挑戰。   林佑吉感嘆道，「當哪一天我們在台上跟學生的互動模式沒有那麼的清晰，講白一點，當我教什麼學生也不一定在聽、甚至聽不懂，那時候我們大概就會退場，也不一定會堅持到年改規定的年齡。」   年改造成的師生年齡差距並非影響教育品質的唯一因素，但確實改變了林佑吉和鄭美玉等資深老師的教學心境，也影響了年輕老師滿懷教育熱忱的初心，「千萬不要為了一個固定的薪水當老師，這樣你會很痛苦，被你教的學生也會很痛苦。」這是林佑吉對年輕後輩的喊話。   年改已經發生，未來仍可能發生無數次，看似處於被動接受一方的老師，仍可積極思考如何在變動中適應，化危機為轉機、化悲憤為動力。   李昭瑢認為，年改確實是影響老師熱忱的因素之一，但老師的心態才是決定後續教學品質的關鍵，因此最重要的是老師如何調適受衝擊的心情，「如果有心那就有千方百計，如果無心那就千山萬谷。」她說道，年改的衝擊固然存在，但是這波衝擊會讓老師直接放棄，或是即使不開心卻依然向前邁進，都是取決於老師自己。   邱世明就建議，老師只要保持積極學習的心，不用害怕跟不上時代，「年紀不是一個唯一那麼清楚去下判斷的，我覺得主要是要看他是不是持續保持一個持續學習、年輕的心。」  

【記者李佳芸、陳盈淳、楊正歆、梁語詠綜合報導】4500天的牢獄之苦，濃縮成116分鐘的紀錄片《彼岸》，耗費五年拍攝、兩年後製，最終入圍2021年韓國釜山影展，同年在台北金馬影展放映，亦於2022年5月入圍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這部紀錄片的製作歷時七年之久，將被攝者王淇政與洪世緯纏訟19年的委屈、苦楚，及家庭破碎完整記錄下來的靈魂人物，正是台灣極少數以冤獄為拍攝題材、現年41歲的導演施佑倫。 　 施佑倫受訪時訴說《彼岸》的緣起與過程。他認為紀錄片最重要的是把當事人的故事「還給他們」。　圖／李佳芸攝 　 「紀錄片可以安慰人。」施佑倫最新作品《彼岸》是一部拍攝台灣著名社會案件——「后豐大橋墜橋案」王淇政與洪世緯的冤獄事件。2002年，王淇政才21歲，女友與他相約在后豐大橋談分手，後來卻疑似因鬧脾氣突然攀上大橋而墜落致死。目擊者表示當時只有看到一個黑影掉下來，沒想到兩年過去，目擊者竟翻供稱「看見一名女生被兩名男子合力丟下橋」。 　 簡短的一句話，使王淇政和洪世緯兩人被依「共同殺人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15年及12年6個月，並於2012年入獄服刑。僅憑一人證詞，且無確定證據顯示兩人有嫌疑，台灣冤獄平反協會（以下簡稱「平冤會」）認為此案有極高機率可被平反，因此2012年協助提出再審，而後邀請施佑倫拍攝紀錄片，沒想到他這一拍竟耗費了七年。 　 施佑倫認為這七年沒有白費，因為紀錄片可以安慰到被攝者家庭與其他受冤者，並給予觀者無限的感動與反思。 　 在導演與平冤會義務律師林志忠（左二）與王龍寬（右一）的陪伴下，王淇政（左一）與洪世緯（右二）兩人再度回到案發現場。　圖／施佑倫提供 　 投入紀錄片拍攝　只為填補人生空缺　 　 他和電影的不解之緣，要從高中時期開始說起。當時，施佑倫其實很少進電影院。直至他就讀政治大學廣電系二年級時，在學校的廣電中心擔任助理，才有了第一次與紀錄片的正式接觸。 　 「原來電影可以講述我們的真實人生」，這是施佑倫看完日本導演北野武的知名電影《菊次郎的夏天》後的感嘆。此後，他細品過北野武的所有電影，這些作品顛覆了他對電影的想像，更帶領他走入非好萊塢電影的世界，奠定他日後成為紀錄片導演的契機。 　 大學畢業後，施佑倫決定至臺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南藝大」）音像紀錄研究所學習。他覺得過去的生活太平穩，甚至認為自己只是徒具軀體的空殼，所以希望透過紀錄他人，來豐富靈魂的深度。 　 但紀錄片的學習並非他所想像，拍攝這件事情不僅僅是站在攝影機後緊盯觀景窗。「你要拍別人，就得先把自己的瘡疤挖乾淨。」當時南藝大教授吳乙峰的教學方式影響了施佑倫前期的拍攝題材。施佑倫雖然沒有完成在南藝大的學業，不過他卻認為這段時間是推動他真正認識自我的開端，亦促使他明白學會用鏡頭觀看別人前，必須先學會觀看自己。 　 2010年，施佑倫自美國雪城大學電影創作研究所畢業後，回台灣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少年Pi 的奇幻漂流》劇組擔任劇組翻譯。歷經七個月的劇組生活，施佑倫無法適應商業性劇組的生態，毅然決然投入拍攝紀錄片，一拍也過了十二個年頭。  　 劇情片是導演把演員演戲的過程拍下來，而紀錄片觸及真實。施佑倫認為，在紀錄片中，觀眾或攝影機和舞台之間的邊界，似乎隨時都可能被打破。「讓被攝者與拍攝者共創作品」這點極其重要。 　 事實上，電影和現實世界存在著某種共存關係，正是施佑倫作品所呈現的迷人特質。 　 導演施佑倫站在攝影機後，引導被攝者放下戒心、訴說心裡話，拍攝出最真實的面貌。　圖／陳盈淳攝 　 踏上平反之路　與冤案結下不解之緣 　 2014年，平冤會開始與施佑倫合作拍攝紀錄片，雖是合作關係，但平冤會的態度開放，將紀錄片的規劃交由導演自由發揮，而有了《不排除判決書》、《鄭性澤的48小時》、《無聲時刻》，以及《彼岸》等紀錄片作品。 　 那一年，施佑倫與平冤會首次合作拍攝《不排除判決》，將該紀錄片主角——受冤者陳龍綺涉入妨害性自主案件，從開啟再審到最終法院宣判無罪的真實過程留下。 很難想像，施佑倫當初和平冤會合作的契機，其實是個偶然。 　 原來，陳龍綺在2009年被控性侵酒後意識不清的女子，而該案證據僅有刑事警察局不排除現場混有陳龍綺及另兩名男子的DNA報告，平冤會因證據有疑而展開救援。 　 當時平冤會原本找了施佑倫的學妹合作拍攝，但因為學妹已進入劇組無暇拍攝而轉介給施佑倫，「可能因為我比較閒吧。」施佑倫沒想到，沒有帶著強烈企圖心或使命感的自己，反而在往後的日子裡，記錄了一個又一個受冤者的生命故事，讓那些掙扎、難受，或得以重見希望的歲月，能夠透過影像的形式被人們記住。 　 雖然施佑倫拍攝眾多冤獄案件作品，但其實在初次和平冤會合作拍攝時，他對冤獄案件的理解近乎是張白紙：「老實說在拍攝冤獄案件之前，我連法院都沒進去過，我甚至不知道可以這麼自由地進去旁聽。」因為過去求學經驗單純，他沒有機會實際觸碰到法律相關的事情。 　 「但是這也是我跟一般人最接近的地方。」施佑倫誠懇地說著，因為大多數人都跟他一樣，沒事不會跑到法院、不會瞭解一個判決的運作過程。因此，施佑倫勢必需要去看判決書、清楚事件經過、找律師釐清法律用詞的意涵等。他也期望能站在一般人的視角，在逐步認識案件的過程，去呈現被攝者真實的樣貌。 　 「即便我們與受冤者都是好朋友，但有些畫面是我們平常沒辦法觀察到的。而那些遺失的影像都是佑倫用他的攝影機幫我們看到。」平冤會執行長羅士翔觀察，從冤獄救援的角度來看，他們最在乎的是走出法庭、無罪釋放的那一刻，但施佑倫幫他們將受冤者的震驚、懊惱以及感到希望的情緒收錄進攝影機中的記憶卡裡，「這些畫面才是彌足珍貴的。」 　 《不排除判決書》受冤者陳龍綺歷經五年的平反之路，終於被法院宣判無罪時，臉上露出喜悅的神情。　圖／施佑倫提供 　 直面赤裸情緒　學習承接生命重量 　 除了案件內容的理解外，赤裸地直面他人情緒，是施佑倫拍攝紀錄片的日常。 　 憶起2014年首次拍攝的作品《不排除判決書》，施佑倫難以忘記某天下午的經歷。陳龍綺案件再審出庭那天，因為性侵案件不能參與旁聽，施佑倫在法院外等待陳龍綺的出庭結果。 　 「那時想說排除DNA的證據在那邊了，我們認為都是科學證據了，應該很樂觀吧。」結果，看見陳龍綺紅著眼眶走出法院的當下，令施佑倫有些不知所措。 　 他和攝影師及陳龍綺三人，走在法院外的人行道，沒人敢打破當時寂靜的空氣，只是默默在背後拍攝著。 　 就在那時，陳龍綺轉過頭含淚說了一句：「我想先回去休息了。」而後抱向施佑倫，伴隨著滿滿委屈、不甘，陳龍綺強忍的淚水也在那刻傾瀉。 　 回想那幕，施佑倫仍印象深刻，「那時剛開始拍攝不長時間，還沒有跟被攝者建立很深的情誼。」因此，那麼突然地承接一個人所有的情感，他坦言當下情緒很複雜：「不僅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更不知道該給出什麼樣的回應才是對的。」 　 投入紀錄片至今，施佑倫認為他在作為導演的這些年，心態有了許多轉變。 　 剛入行時，施佑倫在跟拍《不排除判決書》主角陳龍綺時曾感到非常愧疚，因為在拍攝過程中，時常需要請陳龍綺重複敘述當時的經歷，施佑倫認為每一次的回想，都會加重當事人的痛苦。 　 雖然陳龍綺本人非常願意訴說，但這仍是施佑倫過不去的坎。 　 「有一天我不知道怎麼了，我打給陳龍綺說我很對不起他，每次拍攝都要讓他想起這些事情，也沒辦法給他什麼幫助，對他很抱歉，」沒想到他反被陳龍綺安慰，「他說：『沒關係啦佑倫，如果我的故事能因此幫助別人，我覺得沒關係，你不要有壓力』，這讓我放下許多。」 　 面對加諸在自身的無形壓力，竟意外地透過被攝者得到解答，施佑倫心中的大石終於鬆落，也讓他體會到有些事必須勇於面對，才有可能放下。 　 陳龍綺走出法庭後難過地抱著導演痛哭。施佑倫認為要拍攝一部好的紀錄片，與被攝者維持良好且平等的關係是不二法門。　圖／施佑倫提供 　 感受人性溫度　悲傷與治癒的一體兩面 　 如今看來施佑倫不論拍攝技巧、心態各方面都盡顯成熟，但其實在他的紀錄片生涯中，並非一路順遂。 　 他剛入行拍紀錄片時，身邊的親友並不是非常支持他的工作。有些人擔心當紀錄片導演的收入不穩定，有些人則是不認同他的拍攝主題。 　 「我自己還是有壓力，因為我們家只有我是男生。」施佑倫父親是白手起家的生意人，若他不承接家業，這間公司往後將無人接管。父親雖不希望其從事紀錄片導演工作，卻也不會直接要求兒子回去繼承家業。 　 施佑倫說起拍攝《不排除判決書》時，「當時的女朋友問我為什麼沒事去拍跟性侵案件有關的紀錄片，我心裡就想說，紀錄片不是本來就該拍這種東西嗎？」前女友認為紀錄片應該要像是體育類型既積極又快樂的題材。 　 「我的想法剛好相反，我一點都不對那種題材感興趣。」面對前女友的質疑，施佑倫則認為紀錄片應該拍攝社會上被忽略的人事物，以及難以被攤在陽光下討論的議題。 　 但如此熱愛紀錄片的他坦言，其實曾有想放棄的念頭。 　 「我本來快拍不下去了，《彼岸》這個案子在兩、三年前看不到希望。」施佑倫於金馬影展映後座談時提到，在拍攝後期官司有段時間毫無進展，他認為自己一直處於創作的谷底之中，不知該如何將紀錄片繼續拍下去。 　 直到有一次，施佑倫在醫院拍攝洪世緯的家人時，洪世緯的老婆告訴他，她和孩子說明爸爸被關的原因，並問兒子若是和爸爸遇到相同情況，甚至遭到誤會，他也會選擇去救人嗎？ 　 「我一樣會去救那個人。」聽到對方轉述孩子的這段話，讓施佑倫體會到，「即便人此生經歷了許多苦難，你仍然可以用愛來教育小孩。」他也因此得到了把《彼岸》拍完的動力。 　 談論起紀錄片生涯所遭遇的顛簸，施佑倫表現得雲淡風輕。呼應了他並非帶有任何目的性而選擇拍攝紀錄片，只是抱持單純的心去認識一個個故事。　圖／陳盈淳攝 　 看見「人」的平等　以柔軟之心陪伴被攝者　 　 或許是對坦誠相見習以為常，施佑倫敏銳的洞察力能夠穿透種種標籤，看見每個人褪去社會披加的外衣底下，最純粹的本質。 　 冤獄案件嫌疑人身處不平等的位置，施佑倫在長年的拍攝經驗中，看見許多先前不曾關注到的社會面向。 　 回憶起進法院的經歷，法官威嚴的形象與高坐法庭中央的模樣往往會震懾眾人，進出法院多次後他也發現，原來法官也是人，面對案件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無關是非對錯，亦時常因為個人觀念差異而導致判斷不同。從敬畏到熟悉，不只法官，面對每個職業施佑倫現在皆會屏除先入為主的想法，以平等心態相待各行各業的人。 　 「導演很有耐心也很勇敢。」羅士翔發現施佑倫具有如大海般的包容度，他觀察，施佑倫雖然與被攝者們有著深厚情誼，同時卻也維持著舒適的距離，導演有如被攝者們的「彼岸」，在岸上紀錄著他們、陪伴他們，同時也在等他們靠岸。 　 施佑倫觀察入微，細心地為被攝者調整麥克風。導演堅持與被攝者如朋友般互動，成功建立與被攝者間「不需要簽署拍攝同意書」的信賴關係。圖／陳盈淳攝 　 作為拍攝的主導者，導演常給人在鏡頭後指揮的傲慢印象。然而施佑倫認為「態度謙卑」絕對是第一。 　 作為紀錄片導演，在面對被攝者時，並不能請他照著腳本走，而是要化為聆聽的角色，透過與當事人的對談、記錄下當事者的神情，去呈現事件的全貌。保持謙卑，時常彎腰傾聽對方的故事，就如俯角的攝影機，低身紀錄一部部直搗人心的動人紀錄片。 　 如此的堅持與尊重，使被攝者們對導演的卸下心防，讓他們能夠在鏡頭前侃侃而談，也使施佑倫的紀錄片多了一份坦誠。 　 期望成為三稜鏡　用鏡頭折射出被攝者的色彩 　 施佑倫拍攝冤獄紀錄片的動機其實很單純，他期望那些不被社會理解的人們，不要只是判決書上的一個名字，而是希望能將他們的所思所想都完整呈現給世人，使那些名字立體化，也寄望能夠透過紀錄片警惕社會，希冀憾事不再重演。 　 「如果可以，我也想拍所謂的壞人。」施佑倫說，等手邊的冤獄紀錄片結案後，將不再拍攝冤獄案件。 　 過去，面對許多人對於紀錄片導演價值觀判斷的提問時，他內心思索著：「難道不能拍壞人嗎？」他認為導演拍攝紀錄片是基於對人類的行為有所興趣，並不代表紀錄片導演贊同被攝者的理念。因此希望在未來，有機會能嘗試拍攝更多非主流價值觀的議題與人物。 　 十多年過去，施佑倫表示他拍攝至今，不論遇到何種類型的題材，他對於自己只有一個期望——成為三稜鏡，透過鏡頭，讓現實世界的人事物折射出屬於他們原有的色彩。 　 這是他的紀錄片，也是黑暗縫隙間所透出的那道光亮。  

【王彥、林婕宇、梁家柔、黃欣湄 屏東報導】沿著蜿蜒的公路前進，兩旁的田園在屏東仲春的陽光下顯得春機盎然，田邊一棟白色的建築，在廣闊的平原中格外引人注目。孩子的歡聲笑語與市集的喧嘩熱烈依稀傳出，為靜謐的鄉村帶來朝氣與新的風景。 　 芋頭農面帶笑容耐心地和攤位前的人們介紹手中芋頭的由來，戴著斗笠的小孩奔跑嬉鬧於人群之中，這裡是屏東智慧農業學校。 　 它座落於屏東縣人口老化最嚴重的高樹鄉，是由在地人與當地政府共同協商，以吸引青年進駐、融合多元創新農業為目標的青年創業基地。目前已有16組青年團隊帶著各自的專業進駐這個創業基地，其中，三組年輕人嘗試用他們的方式，結合新穎的科技，一步步打破了南國傳統農業人口老化、勞動力不足的宿命。 　 屏東智慧農業學校於1月11日成立，由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規劃，將老舊的南華國小華麗轉型。　圖／屏東縣政府提供 　 無人機進入農產業　盼補足勞動力短缺 　 放眼望去，日正當頭的稻田邊，一切都隨著熱氣微微地晃動，毒辣的太陽刺眼，令人一刻都不敢停留。然而，田埂上卻有一位身著全黑長褲長袖、戴著與田野場景格格不入的防毒面具、手上還操作著一台精密遙控器的年輕人，頂著烈日曝曬，辛勤地工作著。 　 他是今年33歲的林瓚良，已從事無人機農藥代噴行業超過5年，目前是「良品科技農業公司」的老闆。創立良品公司以前，他是一位自由無人機機師，因為空域的限制及信任度不足，使原本的工作十分受限，這點堅定了他出來創業、擴大農業無人機規模的決心。 　 林瓚良笑著表示，建立公司的過程雖然辛苦但還算順利，為了就近服務農民與推廣無人機，因此決定進駐屏東智慧農業學校。除了自身的專業度以外，他認為透過智慧農業學校的平台，也能提高客戶對良品公司的信任，讓更多人可以認識並接觸到此技術。  　 「五年前，在從事這個工作的時候，我們面臨的就是農民會排斥，但是總是會有一、兩位農民，願意跳出來嘗試。」要讓從事多年傳統農業的農民接受新技術，是他初期從事這份工作時最大的考驗。 　 他還記得，親自到農田和當地的陌生農民推廣農用無人機技術，挑戰性較大。他笑著分享，自己還曾因為穿著過於正式，而被農民誤認為是詐騙集團，「你面對農民你是要很休閒，給人家知道說你就是很誠懇，那我就換一種方式，就是穿比較local一點， 他就會接受。」之後，他也有透過農會、合作社尋找客戶群，再從少數願意嘗試的農民中，推廣農用無人機取代人工作業的效益。 　 良品公司負責人林瓚良於台中地區水稻田使用植保無人機進行噴灑農藥作業。　圖／林瓚良提供 　 經過林瓚良長期的努力，如今農民對於農用無人機的接受度已經逐漸變高。 　 其實創辦良品公司之前，他曾在一家公司提供客戶用無人機噴灑農藥的服務。但早期願意接受此服務的農民大多數集中在屏東與高雄，一年之後，服務範圍才逐漸擴展到中部地區，並達到了一年一千甲地左右的業績；沒想到他創業後，之前服務的客戶也因為信任他的技術跟隨至今，目前一天噴灑農藥的平均業績已達到八甲地左右，相較過去規模成長了近兩倍。 　 他也欣慰地說，目前服務的對象主要是年紀較大的農民們，這些與他長期合作的客戶現在已不再使用人工方式灑農藥，而是會主動聯絡他尋求幫助。而在農藥商的幫忙和建議下，其他農民也願意開始嘗試以無人機噴灑農藥，解決人力不足的問題。   　 「能讓農民越偷懶，我覺得這個農業科技就越進步。」林瓚良堅定地說，他認為臺灣的農民的確很勤勞，但如果沒有把勞力放在對的地方，最後就會因為太疲勞導致工作品質下降。例如良品公司的其中一位客戶，從事農業多年、已年約六旬的黃智勝，在和林瓚良的團隊合作之前，他和年邁的父親必須親自下田噴灑農藥，不僅要承受灼人的陽光，近距離接觸農藥對身體更會有不良的影響，「我爸爸他們年輕的時候，就曾經有輕微的農藥中毒。」黃智勝說。 　 自從開始委託良品公司噴藥之後，他和九十歲的爸爸可以不用冒著中毒風險、在炎熱的天氣下工作好幾個小時，取而代之的是飛手們輕鬆地操縱著無人機，可以一口氣飛上四到五層樓的高度為檳榔樹灑藥。 　 「畢竟（檳榔樹）它高度太高了，人力的話可以到達的高度有限，效果也不見得會比預期的好，但那個遙控直升機的話，高度可以自行調整。」黃智勝說。在過去，他和父親需要在烈日下花將近五至六小時，用傳統方式噴灑檳榔樹，如今有了無人機幫忙，就像是多了一個能爬高、不怕曬，也不會喊累的年輕人一起工作，讓他們不用再分身乏術，能把時間和精力花在更重要的其他農事上。 　 消防員返鄉創業　青銀合作共創新意 　 一走進由國小教室改建而成的「古意生活工作室」，就聞到空氣中的陣陣檜木香氣，桌面上各式各樣的木製品琳瑯滿目。走近一看，小巧精緻的木碗、木筷，皆是用檜木 　 一個個手工雕磨而成。戴著黑框眼鏡、散發藝術氣息的執行長郭俊男，耐心地和客人介紹著商品。 　 沒想到，28歲的郭俊男曾經是一位出入火場的消防員，三年前才辭去穩定高薪的工作，回到屏東故鄉承接父親事業。 　 「同袍因為一些意外離開，那時候我覺得說怎麼會有我身邊的人，前一年他還睡在我旁邊，到了今年他就不見了⋯⋯，」同袍的意外離世，讓郭俊男驚覺生命無常，更應該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自己熱愛的事物。 　 古意生活工作室執行長郭俊男不顧家人反對放棄消防員工作，回到屏東接手被認為是「夕陽產業」的檜木產業。　圖／郭俊男提供 　 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統計，過去10年，台灣的木材不論在進口量或是出口量皆逐年下滑。由此可知，台灣的製木產業規模正在逐漸縮小，甚至被視為「夕陽產業」。 　 然而，郭俊男說：「沒有一個東西是夕陽產業，而是你要如何讓這個產業重新活化。」他認為像檜木這樣的傳統產業，應該要找到一條新的出路。秉持著這樣的信念，郭俊男的工作室主推「循環經濟」，將老舊的木料回收再利用，再經過他們的巧手改造一番後，化身為療癒文創小物，進而為老木料創造出新的價值。 　 回到屏東後，郭俊男和父親學習木工的老手藝，同時也加入了許多創新的點子，讓傳統產業轉型。 　 郭俊男分享，在進駐屏東智慧農業學校前他們是做木製品批發的，在他接手後才開始改為與消費者直接接觸。在智慧農業學校提供的空間，不但能讓自己的理念與故事傳達給更多人，也能讓商品朝向更精緻化、客製化的方向前進。 　 此外，他也開始利用網路行銷產品，一開始的成效幾乎為零，但現在網路行銷的效益已開始慢慢見效。社群媒體的經營讓更多消費者接觸到檜木手工藝的美好，也有更多資金去採購更多檜木，幫助產業規模成長。 　 奠基於父親的巧藝與經驗，再加上郭俊男的創新與巧思，這樣的「青銀共創」讓傳統產業華麗轉型。 　 但父子倆在合作過程中仍充滿挑戰。郭俊男直言，「溝通」是青銀共創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長輩的手工藝很巧，可是就不太擅長表達，我們後輩該做的就是努力的去跟他們溝通。」他認為，若同時有長輩的技術、資金，和年輕人的創意，溝通合作後將會是很好的團隊。 　 影像工作結合農業　看見農產品背後故事 　 一顆顆紅潤、豐碩的蓮霧在鏡頭下顯得格外可口，農夫細心監測果實、收割、裝箱的過程如實呈現在大眾眼前，這是「努力影像」團隊製作的行銷影片，主要記錄地方文化和特色的他們，也是進駐屏東智慧農校的青創團隊之一。 　 「努力影像」的執行總監廖茂能今年僅28歲，在屏東長大的他，有感於近年來屏東人口外流嚴重，加上看見現在的農業生產者均以老年人為主，便希望能夠藉由影像幫助在地農民進行數位行銷推廣，讓消費者更了解產品及產業特色，增強產品的行銷力。「希望這些農民可以走出去，藉由影像的部份，可以傳給大家去知道，而不是只躲在背後。」廖茂能舉例，甲仙的芋頭其實六、七成都是來自高樹鄉，但多數人都不知道。 　 在他眼中，影像能作為一個回鄉的拉力，因為年輕人對直播、攝影等技術通常較有興趣。 　 努力影像曾和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合作，共集結八家農、漁業商家進行「數位群聚」計畫，幫助他們針對自己的產品定位拍攝行銷影片，藉此提升產品競爭力，並且也協助農民將產品透過電商平台等網路管道進行銷售。 　 廖茂能就曾幫過一家養龍膽石斑魚的漁夫拍影片，為了記錄下漁民的一天，當時他清晨四、五點就得跟著漁夫一起到魚塭中展開工作，曙光中，將漁夫集魚圍網、挑魚、捕魚等工作過程，以類似紀錄片的形式拍下來，讓人們看見桌上可口的石斑魚背後漁夫的辛苦故事。 　 影片上線後也讓這家的石斑魚曝光度變高，他們的魚甚至持續一、兩個月賣到了台北圓山大飯店，也被漁業署邀請至台北展售。 　 努力影像在進駐屏東智慧農業學校後，也有和其他進駐團隊合作，承辦影音相關業務，像是幫其他團隊拍形象影片、協助駐唱歌手的podcast製作、及負責操作活動中的音響設備等。 　 這個年輕團隊未來的目標更是希望教導這些農、漁民們擁有自己拍出影片的能力，用影片的力量，催生出一個又一個成功替農民行銷的案例。 　 廖茂能專從事小農影像的製作，透過影像的重新包裝，讓農民能展現出自己產業中的新面向，期望將原本的農業生產再創造出新的附加價值。　圖／廖茂能提供　 　 縣府改造舊校留回憶　引多元專業駐入農校 　 這三位滿腔理想抱負的青年，以各自不同的專業為農業帶來創新，但相同的是，他們都借助了屏東智慧農業學校的空間與資源，讓他們的能力與目標可以更有效地發揮與實踐。 　 相較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等體制內教育機構，屏東智慧農業學校是一座以體制外設施之姿，提供創業諮詢與創業的空間。不只如此，這裡也開設智慧農業相關課程，像是近期推出的農用無人機考照加強班，開放給最多16位符合相關資格的18至45歲青年報名參加，由林瓚良親自授課，提供他們長達28小時的無人機執照考取訓練。同時，農校也安排了親子食農課程，鼓勵民眾認識食材與體驗料理。 　 很難想像，在成為青創基地之前，屏東智慧農業學校曾是承載高樹居民超過50年記憶的南華國小，這間國小因為長年招生不足，不得不面臨廢校命運。再加上高樹面臨人口老化嚴重與人力外流，因此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與當地居民討論後，決定將其改建，盼透過營造青年創業空間吸引年輕人回流、再創新，同時還能留存故鄉回憶。 　 人才培育成關鍵　農業有望走向新時代 　 儘管屏東智慧農業學校為當地帶來一線曙光，但長年積累下來的勞動力不足及人口老化陰霾仍無法一朝一夕改善。 　 根據屏東縣里港戶政事務所最新數據統計，高樹鄉老年人口比例竟高達24％，已達超高齡社會門檻。人口結構比例失衡也造成產業發展遲緩，其中青年人才的欠缺，更是青創團隊發展上的一大困境。 　 「其實人才就是公司資產的概念，沒有人才即便老闆或是經理再怎麼努力，你沒有培育下一代的人才進來，公司只會走向沒落的階段。」林瓚良說。 　 烈日當空，90歲的老農仍親自奔波於田中，協助無人機團隊配置農藥。　圖／梁家柔攝  　 現在看來，目前農業創新的人才缺乏與勞動力不足問題相當嚴峻，但透過屏東智慧農業學校的平台，我們已經看見有一群年輕人正靠著科技和創新點子，帶來一股改變的力量。 　 哪怕真正開花結果的日子還遠，但當轉型升級的種子已經撒下，南國甚至全台灣的傳統農業，就有機會綻放出下一個燦爛春天。  

【記者郭宇璇、陳明瑄、徐仙紋、郭以涵台北報導】 　 車馬喧囂的濟南路上，有幾座相對低矮的日式房舍，悄然隱身在都市叢林，靜靜地飄著書香。走入林間小徑，依稀能聽見歡聲笑語自建築中悠悠傳出，引人步入其中，一探究竟。 　 這裡是臺灣文學基地（以下簡稱臺文基），位於臺北市中正區，於2021年1月正式啟用。臺文基由齊東街日式宿舍群的七棟建築組成，擁有80年歷史，如今為臺北市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日式宿舍群，足具文化地位。如今，臺文基加入文學元素，活化歷史建築之外，也盼能將其打造成文學交流與推廣的場域。 　 在重視都市發展的當代，歷史建築的保存面臨什麼難題？臺文基又曾遭遇哪些挫折，才成功走到今日？而今，歷史建築與文學的結合，又將如何開創臺文基的新生呢？ 　 在舊時代的遺跡中，或許，也能找到新世代的價值。 　 臺灣文學基地座落於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的巷弄，蔭蔭樹木矗立其中。圖／陳明瑄攝 　 文資保存難敵開發風氣　齊東成特例 　 齊東街日式宿舍群原為日本總督府的文官宿舍，國民政府來台後，則作為臺灣銀行的員工宿舍。2002年，臺灣銀行以安全為由，欲拆除其中八幢無人居住的宿舍，再公開標售。為搶救日式宿舍及社區內的老樹，以「齊東媽媽」褚陳寶貴為首的當地居民，成立了「齊東文史工作室」（現華山社區發展協會），經過重重波折，2004年，透過臺北市文化局將其指定為文化資產，成為《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一批採面狀保存的日式宿舍群。 　 齊東街日式宿舍群大事記。圖／陳明瑄製 　 然而，並非每棟承載著歷史的建築，都能成功抵抗開發的聲浪。2002年，臺北市政府以整治水患為由，將日治時期建造的中山橋（舊稱明治橋）拆解成435個石塊，擱置於舊再春泳池，重建之日遙遙無期；2021年，臺中天外天劇場遭其所有權人拆除，日治時期最華麗的歐式劇院從此灰飛煙滅。 　 文史工作者蕭文杰惋惜地表示，臺灣已幾乎尋無與天外天劇場相似的劇院，「這樣的環境對某些藝術人來講可能很重要，它可以做為藝術的基地。」他也指出，保存歷史建築的用意，不只是作為紀念，也能在當代創造新的價值。 　 「臺灣是高度的歷史失憶症，我們不知道過去有什麼樣的歷程、不知道自己是誰。」蕭文杰語氣激動，直指由於臺灣人不了解歷史、對土地缺乏認同，一昧地追求都市發展帶來的龐大商業利益，讓少數人維護文化底蘊的信念更難實現。修復齊東街日式宿舍群的建築師孫啟榕也難掩悵惘：「像這種能夠記錄著歷史、記錄情感、記錄著各種不同疊加意義的空間，拆掉一棟就是少一棟。」 　 因此，齊東街日式宿舍群的保存更顯珍貴。2009年起，臺北市文化局開始逐棟修復，由孫啟榕修復的齊東街25號及27號建築，率先以「齊東詩舍」為名，進入大眾視野。時任文化部部長龍應台曾於他篇報導中表示，齊東街日式宿舍群幽靜的氛圍，相當適合作為詩的孕育場所，希望藉由詩本身寧靜致遠的力量，引領劇烈變動的社會找到方向。 　 2014年，龍應台將齊東詩舍定位為「詩的復興基地」，委由國立臺灣文學館（以下簡稱臺文館）經營，透過策劃展覽、舉辦講座等形式，讓大眾更容易接近文學，也將歷史建築賦予新的文化意涵。2020年，齊東街日式宿舍群的其他五棟建築陸續修復竣工，結合齊東詩舍原有的兩棟建築，共同轉型為「臺灣文學基地」。臺文館館長蘇碩斌表示，臺文基將成為臺文館的北部據點，以更完整的聚落型態繼續推廣文學。 　 齊東舍為原齊東詩社據點，是臺文基保存最完善的建築之一。館內舉辦「不願被消失：日式宿舍到文學基地」常設展。圖／陳明瑄攝 　 保存頻受阻　褚陳寶貴願當最笨堅持者 　 2021年1月，臺文基正式啟用。常設展「不願被消失：日式宿舍到文學基地」中，紀錄了齊東街日式宿舍群保存運動的故事，也列出許多已「被消失」的文化資產，顯示臺文基能在商業開發的浪潮中躲過一劫，實屬不易。自一開始面對不擇手段的建商，到爭取將其登錄為文化資產，過程匯集了許多人的努力與堅持。 　 齊東文史工作室便是保存運動中的關鍵團隊。2002年6月，創辦人褚陳寶貴首度得知齊東街的日式宿舍將被拆除。回想起當時，她語氣無奈：「也是很突然的啊，我怎麼知道他們要賣房子，都不曉得。」突如其來的消息，她心中的警鈴大作，要保護社區建築的使命感也油然而生。 　 褚陳寶貴嫁來齊東街已40餘年，對齊東街的一草一木、巷弄街道瞭若指掌。一提到齊東街便眼神發亮，侃侃而談：「我住在齊東街上，是樹很多、鳥叫我起床的地方。」而她也因接觸社區營造相關課程，而發現社區裡的日式建築，蘊含豐富的歷史價值。但她也明白，保存運動無法光靠一個人，必須讓社區一同達成共識才可能達成。為此，她努力付諸行動。 　 然而，要動員純樸的老社區並不容易，因為居民本就有自己的生活步調，難以激發他們接觸新事物的動力。因此，褚陳寶貴在社區開設課程，培養能帶動社區的人才，也邀請優秀教師走進社區。自最初需要她一戶戶拜託居民們走出家門，到居民們願意自發性地站出來對抗建商，都是心血的累積。 　 2002年12月7日，建商原定早上進行拆撤工程，工程車卻在凌晨三點悄無聲息地，從金山南路路口倒車進入齊東街，意圖夜襲強拆。「當準備要拆的時候，怪手都已經叫來了，但是社區的人就站在怪手前面說，請你們不要拆。」蘇碩斌回憶當時的情形說道。面對來勢洶洶的建商，褚陳寶貴曾經領著居民擋在挖土機前，只為守住身後的家園。「臺灣長久以來被我們的政策，過度向開發商去傾斜，過度地變成了是以開發為導向的思考模式。」孫啟榕嚴肅地說道。 　 不願訴諸暴力抗爭，沒有高舉的白布條在冷風中飄揚，褚陳寶貴與社區居民默默佇立在建商與建築之間，表達無聲的抗議。「我們帶出一群人給開發商看，我們不是一個人的，而是眾人的意見。」褚陳寶貴感慨道。 　 想起一路走來的艱辛，楮陳寶貴自嘲自己是「最笨的堅持者」，只是順著時勢走下去，她形容自己：「右腳進來左腳踏不回去，就往前走。」她用實際的行動，展現對社區的熱愛。而她真正想做的，不只是將建築保存下來，更希望凝聚社區的向心力，找出社區失落已久的活力與溫度。因此，她努力學習社區規劃，成為臺北市第一個非建築專業出身的女性社區規劃師，持續地推動社區發展。 　 齊東街對褚陳寶貴而言，有著深厚的感情羈絆，所以她想將這份情意，擴大到每個踏入臺文基的民眾心中，「這個空間的好只有年輕人慢慢進來體會，那很重要。」她期望人們走進活化後的齊東街日式宿舍群，親身感受歷史紋路的可貴，並朝向永續經營的方向努力 。 　 孫啟榕是臺文基的修復建築師，長年參與齊東街日式宿舍群的保存運動。圖／郭宇璇攝 　 再現宿舍生活　文史同在屋簷下共存 　 「活化如果變成一個重點的話，我們就要賦予這個建築物古老的味道，但是有全新的生命。」蘇碩斌認為，在規劃臺文基的活化時，不應將其視為標本，保護嚴密且不容民眾接觸，而是在保留歷史痕跡之外，為建築增添新的價值。而文學，便是將老建築賦予新生命的關鍵元素。 　 「文學一直走在文化運動的最前端，」蘇碩斌表示，臺灣文化協會於1921年成立，是臺灣人不再以武裝抗日，轉而透過較理性、平和的方式推廣文化，以介入政治與社會的起點，「這個全新的文明思想，最重要、最前頭的代表就是文學。」同時，自1920年代起，臺灣引進中國、日本及西方國家等地的文學思潮，是臺灣新文學的起點。興建於1920年至1940年間的齊東街日式宿舍群，便見證了這個新時代的開端。 　 因此，蘇碩斌強調，以文學形式進駐齊東街日式宿舍群，臺文館責無旁貸，「我會讓大家知道這個地方，其實用文學來推歷史是合情合理。」現今的臺文基，被設定為文學創新實驗與交流的場所，致力在歷史建築中孵育文學。 　 臺文基設有文學創新小組，負責文學改編、跨界創作等相關活動的規劃。文學創新小組籌劃一系列作家駐村計畫，邀請國內、外創作者短期進駐，體驗臺北日式宿舍生活。作家駐村計畫在開館的同時啟動，期許不同領域的參與者，都能在臺文基這個歷史場域中，感受歷史並創作，以實際行動讓文學融入生活。 　 文學創新小組召集人張琬琳表示：「我們會設定主題，每個主題不只讓作家在此創作，更可藉由文學沙龍、跨域討論的創作方式，促進文學與其他創作領域的交流。」作家駐村計畫廣邀小說、散文、詩作及劇作等創作者進駐，落實臺文基文學創新的定位，與跨界交流的目標。曾出版日治時期歷史小說《花開時節》的作家楊双子，是臺文基的首批駐村作家之一，她分享：「我找蠻多作家朋友一起進來，在我駐村期間一起直播啦，一起在這裡吃飯。」 　 想要入住臺文基，首先要提出貼合該季駐村主題、七至三十日的創作計畫。臺文館會邀集三到五位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依「主題貼合度」、「計畫可行性」和「計畫原創度」等方向評選。獲選者在駐村期間除依計畫創作，也須安排時間與讀者見面、交流，讓民眾得以透過駐村作家的分享，以有別於讀者的角度接近文學。 　 作家駐村計畫使文學在臺文基裡誕生，更讓日式建築的家屋功能再現。楊双子說明，臺灣已有許多由日式建築修復而成的空間，然而，展示性的建築與真正作為居住功用的房舍，仍有很大的差異。「你非得要在這個空間真正地生活，真正過夜、真正跟這個空間相處，你才意識到這個空間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她舉例，深夜氣溫的冷熱交替，會使木質建材因熱漲冷縮擠壓房舍發出聲響，這是在入住臺文基前，她不曾留意過的細節。 　 藉由作家駐村計畫，臺文基成為文學作品的萌芽地，在文學史上留下或深或淺的痕跡。楊双子也肯定，作家能藉由作品與臺文基產生連結，然而，她坦言：「它也很吃運氣，我寫的東西，（如果）它寫爛了那怎麼辦？」畢竟，作家的創作多仍從個人生命經驗出發，「它要跟臺灣文學基地產生深刻關聯（的機會）就會弱一些。」對於具體的成效，她仍持保留態度。 　 藉展覽及駐村計畫，日式宿舍群重獲展示與居住的功能性，並推動文史共生。圖／陳明瑄攝 　 面向大眾　文化公眾性落地生根 　 事實上，臺文基也已經努力朝向打造文學沙龍的方向前進，邀請作家、詩人、編劇與各方民眾跨界交流，「這才構成一個完整的文學社群。」蘇碩斌如此認為，而文學社群同時也成為臺文基作為文化公共空間的體現。歷史建築留下的場域，保留了前人的生活樣貌，可供後人追尋並加以運用。蕭文杰強調：「歷史建築公益性最重要。」因此，齊東街日式宿舍群與民眾的互動，便成為臺文基的發展焦點。 　 張琬琳表示：「它（臺文基）成為一個文化公共空間，被賦予承擔臺灣當代文學實踐的這樣的一個基地，我想它這樣的轉型也是我們眾所期待，也希望能夠持續的。」為維護文化公共性，臺文基選擇不營利，參觀展覽、聆聽講座皆無需付費。她對此表達認同：「它（臺文基）不會有收益壓力，真的純粹是（為了）文學、文化公共性這樣理念去努力。」 　 過去鮮少有人能夠踏足的齊東街日式宿舍群，終於面向大眾，成為人人都能使用的公共據點。開幕至今，臺文基的人潮不減，平日可見參訪的學生、或到臺文基素描的熟齡人士，假日則有許多年輕人前往參觀展覽與市集。臺文基舉辦的各項講座更是場場額滿，可見民眾參與之熱絡。 　 喚醒臺灣文學的再創作　歷史建築獲新生 　 剛開幕不久的臺文基，後續經營與發展都尚待時間檢驗。儘管臺文基朝向多角化經營，內容涵蓋課程、展覽及作家駐村等，但因臺灣文學領域廣泛，欲多方涉略的臺文基反使自身定位不明。 　 「臺灣文學基地想要在臺灣文學史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楊双子拋出疑問。她以管轄臺文基的臺文館為例，說明其十年為一期的常設展，建立了民眾理解臺灣文學史的視角，也奠定臺文館在文學史上扮演的角色。她認為，若臺文基無法如臺文館般找到定位、做出獨特性，它極有可能淪為一座普通的歷史場館。 　 楊双子更進一步指出，由於臺灣已有許多歷史建築轉型的文學場所，包括臺中文學館、紀州庵等，而這些建築分別都有各自的規劃目標，而如何把「建築本身的目的，轉換為一件在臺灣文學上的意義」，便是當前臺文基尚待思考的問題。 　 對此，蕭文杰認為，臺文基有望「喚醒臺灣文學的再創作」。他指出，所謂的臺灣文學不只是以華語書寫，「它也會包含所有日治時代的文學、原住民的文學，甚至外省族群來到臺灣以後的這些文學創作。」每個曾存在臺灣歷史中的族群，都是臺灣文學創作的一環，而這些作品記錄下臺灣走過的點點滴滴。 　 如何搶救被消失的記憶？文化資產成功保存後，還需人群走入其中，歷史的價值才得以綿延地傳承下去。圖／陳明瑄攝 　 經歷將近20年的抗爭運動後，終得以新面貌問世的臺文基，被賦予了諸多期待與展望。作為走過80年的歷史建築，它不單是在高度發展的臺北，提供一塊清幽的綠地與休閒去處；也在這個文學衰弱的世代，提醒臺灣人這塊土地的文化與歷史，督促人們拾起遺忘的筆，書寫當代的臺灣文學。  

【記者李昀璇、單柏涵、朱莫亞綜合報導】過去提到台北木柵貓空，許多人第一個聯想到的是纜車。8月底，營運將滿15年的貓空纜車（以下簡稱貓纜）將進行為期100天的換纜作業，期間纜車將暫停營運。當疫情加溫之際，這項消息無疑又對貓空的觀光和當地經濟重心的茶產業帶來陰影。 　 踏上貓空，喧囂的城市濃縮在腳邊，茶園一排排茶樹在山坡上蔓延，一層層地鋪展開來，在清亮空氣中盈盈閃動。茶香蔓延，訴說著貓空地區的歷史故事。 　 「纜車還沒來之前，貓空是屬於最輝煌最勝利的。」貓空知名店家、開業約30年的寒舍茶坊老闆張福欽這樣感嘆。 　 他的感嘆不是無的放矢，貓空地區為台北重要產茶區域，也是台灣最早開始種茶的地區之一。1980、90年代是貓空茶業最興盛的時期，上山泡茶聊天成為年輕人的主要休閒娛樂。貓空茶葉名聲遠傳，吸引國內外觀光客朝聖：一輛輛遊覽車停在茶園門口，整團日韓遊客隨團前往買茶、山間小路被擠得水泄不通的景象，曾是貓空山區的日常。 　 為紓解交通壅塞的情況，同時吸引更多人潮，台北市政府於2007年啟用貓空纜車，希望透過重大交通建設帶進更多觀光客，活絡在地經濟。沒想到貓纜開通，過往一台又一台的遊覽車不見了，大量的過路客也消失了，貓空的茶葉經濟大受衝擊。 　 張福欽直言，以往每日營業額高達9000元，但貓纜進駐後，營業額一天約只剩1000多元。除了寒舍茶坊，紅木屋茶館的營收也不及以往的2成。此外，貓纜帶來的效益僅限於開通前幾年。根據台北市交通統計資料，2011年，貓纜站平均出站人數為11萬2000人，然而2020年時，平均出站人數卻約剩4成左右。 　 究竟茶農的纜車夢，何以從念念不忘到化為烏有？ 　 民國七、八十年，為貓纜最輝煌的時期，平日夜晚也充斥大量人潮。　圖／寒舍提供 　 崛起》1980年，是貓空最興盛的時期 　 先看貓空的青春年華，時間回到1980年。那一年，台北市政府於貓空推動觀光茶園，茶農紛紛成立自家茶坊，提供民眾聚集放鬆的場所。適逢台灣經濟起飛時期，民眾生活消費提高，「上山泡茶」儼然成為年輕人必備的休閒娛樂。當時，是貓空最熱鬧的時期。 　 「那個時候是，貓空前面那個指南路，每天都塞車，沒有分平日假日。」木柵張協興茶行負責人張欣柔描述，1980、90年代，台北各地區的大學生皆會集結至政大，一台台汽機車上山前往貓空，雜亂地停靠在蜿蜒的山路上。 　 張福欽還記得，當時不論是聖誕夜或跨年夜，甚至是平日半夜，店內都充斥著大量人潮，當時寒舍最多可以容納200多人。 　 「人最多的時候大概是80到100多人。」紅木屋休閒茶館負責人張桓碩也憶起當年貓空最熱鬧時的生意榮景。他回憶當時自己年紀還小，平日夜間10、11點，因店內仍人滿為患，人手不足，半夜也時常起床幫忙招呼生意。 　 當時的貓空，是台北重要的夜生活場所，年輕人在山間嬉笑談話，伴隨著茶香入口，午夜十分，才正是貓空甦醒的時刻。然而隨著手搖杯、咖啡等飲品的流行，品茶文化逐漸沒落，加上貓纜的進駐，使貓空的榮景，在十年之內變了調。 　 變調》貓纜改善交通阻塞，也改變遊客形態 　 為何貓纜啟用後，茶農的生意反而不見了？原來，為疏散山上的交通堵塞問題，台北市政府陸續訂立新的交通規範。除了在公路畫上紅線，嚴格取締違規停放的車輛、限制私人汽車與車輛須遵守單向道行駛、禁止大型車輛於假日駛入貓空，也禁止遊覽車進入。不只如此，台北市政府交通局也鼓勵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驅車前往貓空的民眾也逐漸減少。 　 圖為貓空纜車，民眾多藉由貓纜上山。　圖／單柏涵攝 　 「他們那時候預估貓纜遊客會非常非常多，怕說會堵車，所以要求人家要坐貓纜或是巴士。」貓空美加茶園老闆張榮光表示，政府在貓纜開通後，呼籲遊客以大眾運輸工具取代私人交通工具，此舉雖改善了山上的交通堵塞問題，卻改變了貓空的遊客類型。 　 「貓纜來之後整個貓空的結構都改變了。」張榮光無奈地說道。他觀察，貓纜啟用後，遊客多是搭乘纜車上山，在山上並無代步工具，對比以往驅車前來的方式，較易有交通不便的問題。 　 張福欽則進一步說明，貓纜興建前的遊客為休閒客，他們驅車前來，花費較多成本上山，為了不浪費成本，多會在山上停留至少半天。貓纜興建後，雖然吸引了眾多觀光客，但因交通便捷，上山成本低，觀光客多不願意久留，僅會停留一小時左右，「你能吃甚麼，吃兩根香腸下去就差不多了。」對於遊客不願久留的心態，張福欽深有所感。 　 也因此，貓空逐漸發展出以貓纜為中心的蛋黃區、需步行20分鐘的蛋白區，以及更遙遠的蛋殼區。 　 美加茶園與寒舍茶坊皆位於步行需20分鐘的蛋白區，生意自然受到影響。「因為坐纜車上來的人不會走很遠，他可能最多走個10幾分鐘出去，走個10幾分鐘回去。」張福欽解釋，貓纜啟用後，遊客多不願意從貓纜步行前來自家茶坊。「如果你來回的程度超過半小時的時候，他可能就不會再走了。」他這番話，更點出了現今遊客在貓空的旅遊心態。 　　 貓纜啟用後，貓空發展出以貓纜為中心的蛋黃區、需步行二十分鐘的蛋白區，以及更遙遠的蛋殼區。　圖／朱莫亞製 　 除了國內遊客，貓纜的啟用也衝擊了茶坊經營國外旅行團的收入。「貓纜來之後，遊覽車不能上來，外國觀光旅行客這方面就沒有了。」張榮光也不諱言，貓纜進駐前，美加茶園半年就與旅行社簽一次約，不分平日假日，每兩天就有一團日本團搭乘遊覽車，上山光顧。遊覽車無法進出貓空，貓纜也常因天氣不良而取消行駛，旅行社因而選擇刪除貓空的行程。 　 少了外國旅行團，也少了遊客的光顧，貓空茶農只好各尋出路。 　 萎縮》喝茶風氣不如以往　茶農面臨選擇岔路 　 除了貓纜帶來的衝擊，貓空山上茶坊遊客不如以往，也和現代人品茶習慣的改變有關。 　 大街上手搖飲料店一間併著一間，不僅品項豐富，也能隨手拿了就走。年輕人多喜愛這類方便、口味多元的飲品。自貓纜通車後，許多販賣新式飲品及甜點的店家也紛紛進駐貓纜周邊，吸引年輕客群消費，傳統茶坊則逐漸式微。 　 為了因應多重考驗，成功在貓空生存的店家皆做出不同改變，來彌補失去的客源。大多數店家轉為複合式經營，除了原本供應的茶，也增加餐點來擴大客源。對此，張福欽感慨：「有時候很難取捨，就是說如果在吃的這方面要多做，茶園很多就會荒廢掉。」 　 要同時兼顧茶園品質與吸引顧客對茶農來說相當困難，若加入餐點，則需要在種茶之餘增加成本與時間，甚至花費額外開銷。 　 陽光照在貓空滿山的茶園，也像默默照映出各茶農的心事。 　 紅木屋茶館經考量後，將心力著重在餐點的供應。茶館不僅有傳統、顧客須自己泡的茶，也有合菜及西式套餐甜點。張桓碩無奈笑說：「做茶沒有比較好賺。」另一方面則是人力問題，他解釋：「因為做茶真的滿累，你要靠很大的人力去採茶、顧茶園。」且因為目前人口老化，勞動力不足，便沒有繼續種茶。 　 新生》世代傳承　創新與堅持讓茶文化延續不斷 　 即使如此，仍有茶農堅持最初的精神，不願放棄茶文化。 　 美加茶園秉持傳承精神，至今已傳至第10代，由現年26歲的雙胞胎姊弟張倞霖、張倞叡接手，從2017年至今，4年來，致力將古老茶文化注入新世代活力。姊姊張倞霖負責推出採茶體驗活動，吸引年輕客群入店；弟弟張倞叡則接續家傳的製茶技術，致力於產出高品質茶葉。 　 雖然姊弟同齡，選擇繼承家業的契機卻截然不同。姊姊張倞霖大學主修金融，畢業後因打聽到金融業的風聲，而猶豫向外發展。當時選擇先在店內幫忙的她，協助媽媽籌辦體驗活動，接觸到許多外國客，在過程中逐漸做出興趣，最終因而決定接手。弟弟張倞霖則在人生中第一場烘茶比賽中，得到全國第二，在家人的鼓吹下，決定繼續鑽研製茶技術。 　 「如果當初選金融的話，我可能每天都還是會很糾結。」在茶園中遠眺山外，張倞霖坦言，有時仍會想起當時若選擇在外發展，會是什麼樣的光景。「還是會捨不得看到家人這麼辛苦。」家人的牽絆，使她毅然決然的繼續堅持傳承家業。 　 美加茶園在2011年初，就有向外國遊客開放體驗活動，最初目的是為了讓遊客了解到台灣的茶文化。2020年，政府正好推動特色農業旅遊場域認證，使美加茶園更用心推行、發想新的體驗活動，並取得特色農業旅遊場域認證。 　 張倞霖發現，許多台灣人將茶視為難以親近的高單價商品，身邊友人同樣對茶不甚了解，想讓更多台灣人認識茶文化的她，決定將體驗活動對象從外國人推及到台灣客群。也將目標著重在教育，讓年輕一代在玩樂中認識茶葉。 　 然而轉型之初，父親張榮光並非完全樂見觀光茶園體驗的推行。對茶農而言，茶葉是非常珍貴的產物，對張榮光來說將這些賴以為生的重要資源拿來玩樂是非常浪費且不值得的。所幸，張榮光並沒有完全制止兒女將茶葉分享給大眾的初心，而在一旁默默等待成效。體驗推出後，吸引不少年輕人主動了解茶業歷史及製茶過程，也連帶提升了茶葉的銷售量和餐廳營業額。 　　 對茶農而言，茶葉是非常珍貴的產物，對張榮光來說亦是如此。　圖／朱莫亞攝 　 「有一組客人我印象滿深刻，就是年輕人。」張倞霖說，有客人參加完到現在大概一年的時間，大概每個月，兩個女生好朋友都會來這邊吃飯，就都有持續在回來。她透露，客人參與體驗後，也會入店享用茶葉料理，並購買茶葉。對比以往經營外國體驗客，遊客認為傳統的沖泡方式太過複雜，也需顧及行李重量而難以攜帶大量茶業。開放國內遊客的活動行程後，體驗的營收比以往多了1成，人潮也持續回流。 　 在暑假旅遊旺季，每週六日美加茶園都有採茶體驗活動，好口碑使得體驗用茶園面積不足以接應殷切參加的客人，讓張榮光同意開闢新的茶園，以接待未來更廣大的客源，以行動給予下一代認可與支持。 　 美加茶園採茶體驗活動，吸引許多遊客前往體驗。　圖／美加茶園提供 　 「他們的想法他們去發揮，但是茶最主要的部分，不能不見。」對於子女願意扛下自家茶園生計並不斷構思創新點子，張榮光強調，創新的同時，仍要堅持高品質的製茶技術。「因為現在滿多餐廳開設，可是他們自己沒有辦法製茶。」張倞霖解釋道，「年輕人回來貓空經營，但是他可能沒有學習到上一代或阿公阿嬤那一代製茶的技術。所以他們（父母）會希望我們回來做，但製茶還是要繼續。」 　 或許茶農的纜車夢消失，但隨著張榮光在內更多堅持不放棄貓空世代相傳的茶農出現，他們的命運卻並非註定走向蕭條。 　 「再不做茶，貓空這地方生產茶葉就會越來越少。」張福欽即使知道做茶與做餐飲對茶農而言是不小的負擔，仍然堅守信念，不懈地製茶。 　 「茶是一個文化。幾千年下來，是一個技術。你如果技術不見了，就等於你這個文化不見了。」秉持著相同理念的張榮光也坦言，「茶是你最基本的根，你不能放棄。他是一個文化，可以走很久很久，只是這個過程比較辛苦而已。」張榮光表示儘管如此辛苦，許多茶農仍然抱持積極與堅持的態度。 　 貓纜進入、遊客改變、商家轉型，在多變的木柵山區，唯一不變的是堅持瀰漫在空氣中的淡淡茶香。茶葉見證了貓空地區的成長與挫折，儘管現今他們的纜車夢不再，仍緊抓住茶文化的根，透過傳承與創新，如同新生的茶葉嫩芽般，充滿不斷延續的濃郁生命力。  

【記者顏沛晨、李貽安、林雨翾、游昌儒綜合報導】「鈴鈴鈴……，」凌晨三點一道刺耳電話鈴聲劃破深夜寂靜，來自馬來西亞的專員鄭珍真睡眼惺忪下床接起電話。話筒另一端，同事急切轉達一名印尼看護疑似遭到性侵。恍若與時間賽跑，得知個案聯絡方式後，鄭珍真立即撥電話給移工Watty（化名），除了緩和對方情緒，也教對方如何收集證據。接著，協助Watty填寫資料、報案、驗傷，幾乎所有流程她都陪在身旁。 　 「每次Watty上法庭、做筆錄都被迫揭開傷疤……，回想那段記憶伴隨而來的總是顫抖、昏厥、大哭，」面對受困移工無助且恐懼的眼神、焦躁不安的心等等傷痕，都是鄭珍真與同事們的日常。 　 她是現任職於勞工救援組織、桃園群眾服務協會（以下簡稱群眾）的工作人員。 鄭珍真現於菲律賓工作室及庇護中心處理移工法律相關文件，並協助庇護所之運行。　圖／游昌儒攝      衝在第一線　群眾救援受困移工 2008年創立的群眾，最初為本國籍勞工爭取權益，後來漸漸發現移工在工廠裡佔多數，卻沒有任何保障。6年前一群工作夥伴操著不太流利的外語，嘗試幫助移工。他們是群眾的工作人員，平時負責移工救援，替外籍勞工爭取他們應有的權利。 包括鄭珍真在內，目前群眾內部工作人員共有20多位服務本勞和移工的工作人員。以移工救援數量來說，從2014年至今，群眾結案的救援案件高達1419件，平均每年救援超過200位受困移工，其餘諮詢個案更是數以千計。身為全台少數的移工救援組織，無論案件大小，群眾總是衝在最前線。 群眾雖設立於桃園，但服務範圍卻遍及全台各地。協會主要分為服務處與庇護中心兩部分。前者提供法律諮詢、勞資爭議協調、移工培力計畫與議題倡議等多項服務；後者安置因職業傷害、性侵暴力、罹患重症、懷孕等因素而無法工作的移工。在移工獲得安置後，群眾會協助移工申請政府每日500元的食宿補助金，也會提供免費住宿、醫療與餐食等日常起居服務，使移工得以喘息。 相較於其他救援組織，群眾考量到不同國籍移工因文化、飲食習慣與相處模式相異，近年來更陸續成立了菲律賓、印尼與越南三個不同語言的庇護中心，讓移工在台灣感受到家鄉的歸屬感。 群眾平時舉辦培力課程，向移工傳遞日常用語及知識外，也教導他們捍衛自身權益。　圖／游昌儒攝       異鄉懷傷　「挺移工」訴說移工來台處境 根據勞動部統計，來台移工人數，自2010年起約42.5萬至今年三月的71萬，僅十年間，移工成長人數成長近30萬。移工多從事家庭看護、工廠技術員或漁工，在高勞力、高工時的環境中，默默撐起台灣的GDP。大多數人不追求功成名就，也不需要大力誇讚，他們只想盡量努力工作、賺錢，回鄉時，讓家人過上一段好日子，卻可能事與願違。 「離家的唯一理由，是因為愛家。」因受性侵而安置在庇護所的Watty，原本養家糊口的看護工作一夕間化為夢魘。她不時看著手機上家人照片，向群眾工作人員傾訴憶起家庭時的無奈。   她的心破了，衣錦返鄉的夢想也瀉了一地，什麼都流光了。   其實Watty的遭遇並非單一個案，更像是一個折射，映照出外人看不見的台灣血淚移工悲歌。 「嗶」下班打卡的聲音對上班族而言是再熟悉不過了，不過家庭看護卻永遠聽不到這聲響。平時幾乎24小時在阿公阿嬤身旁，好不容易進入夢鄉也可能隨時被喚醒。一個月只有兩天假，隨時待命換來的卻是最低薪資1.7萬元，還不受《勞動基準法》保障。  機器高速運轉，燠熱空氣蔓延整座工廠。霍霍霍機械切割，一不留神，鮮血如湧泉般不止。危險的工作環境、搬運粗重的材料，廠工每天冒著受傷的風險賺取微薄薪資。 漂泊於海，受制於船。無論清晨還是黑夜，漁工們皆擺盪於大洋，珍惜兩三個小時的睡眠。吞忍船長的施暴羞辱，拖著遍體鱗傷堅守在船板上。 跨越重重障礙，移工背負家庭期待、支付龐大仲介費遠渡來台，只是想努力賺錢換取更好的生活，沒想到，渡過一片海洋後，換來的卻是滿身傷痕。這些角落中一個又一個的受困移工真實故事，成為群眾發起「挺移工」、「移工在台灣」的初衷。 2020年，群眾決心在臉書創設「挺移工」、「移工在台灣」為對外宣傳窗口，讓移工遭遇得以曝光。平台紀錄移工在台的工作紀錄及內心感受，並訴說一則又一則的故事，與大眾展開對話，也試圖喚起人們對移工處境的關注。 「我覺得說故事很重要，因為它是真實的，無需過多詮釋，便能感動他人。」群眾執行長杜光宇發自內心說道，當更多人對這些故事產生興趣，便會想深入了解，並思考如何改善現況。有著人類學背景的他，比起向人談論高深龐雜的移工政策，更期望藉由故事拉近台灣人與移工之間的距離。 群眾平時舉辦培力課程，向移工傳遞日常用語及知識外，也教導他們捍衛自身權益。　圖／游昌儒攝     搭起雙方溝通橋梁外，挺移工其實也是受困移工的求救管道。 「對移工而言，臉書是最容易求救的管道。」鄭珍真觀察到，比起電話求救，臉書提供移工相對安全的空間。而當群眾收到求救訊息，便會開啟救援服務，從提供諮詢、蒐集證據、協助報案、陪伴移工至勞工局或勞資糾紛調解委員會，通通一手包辦。結束所有流程後，再將移工送到庇護中心安置。  結合心理課程所學　撫慰無處安放的心靈 但群眾的救援移工之路，一路走來並不容易。如何用同理心等最適切方式來安撫情緒近乎失控的受困移工，對未必具備心理學專業的工作人員來說是一大挑戰。 燈光昏暗的庇護所內，一位曾被強姦的印尼移工幾近瘋狂地哭鬧。「我不知道怎麼幫助她，我還把自己的小孩帶到她面前，想說讓她想起自己的小孩，就能度過難關，結果她把小孩推開。」來自印尼的群眾通譯Amanda回憶。在群眾第一次接手印尼同鄉重大個案時，她壓力大、情緒不穩，又因不知如何安撫個案的挫敗經驗，使她往後不斷自責，心情低沉一段時間。 Amanda想起2001年剛到台灣當廠工的日子，對移工處境深有同感。目前在群眾擔任通譯外，也幫助相關協會調解新住民家庭暴力事件。　圖／游昌儒攝     2017年，剛加入群眾擔任通譯的Amanda第一次投身移工救援。即使過去有調解外籍配偶糾紛的經驗，現場畫面仍嚇壞了她。 所幸2018年，經群眾提案，新北市政府舉辦第一屆「心理諮詢雙語通譯人員」培訓課程，Amanda主動報名。聘任專業諮商師教學，為期14週的課程中，她學習同理個案技巧和創傷心理調適。幾個月纏繞在心中的結緩緩解開，她逐漸能抽離自己的情緒，不再深陷於個案的情緒風暴中。 作為提案心理諮詢課程之一的鄭珍真，在群眾服務過程中，看見許多滿懷熱忱的通譯夥伴，因為不知道如何處理救援中受困移工的情緒，隨時繃緊神經被其所牽動著。這無形中可能導致移工二次傷害，也讓自己內心蒙上一層陰影。 「一些職業災害移工，做工受傷就斷了手斷了腿，可能大家都覺得他看起來沒事，但心理方面可能沒照顧到。」鄭珍真臉色凝重地說。她深知瞭解移工心理狀況的重要性，但制式的通譯訓練裡，除了法規運用、簡易翻譯外，並未教心理相關知識。 當Amanda再次遇到棘手案件，是新店某戶看護傳出被施虐事件。即便她學過心理相關知識，實務上仍有許多變數，但比起過去沉著專業。過去的課程使她逐漸領悟到：「幫助別人前，得先照顧好自己。」把自己的狀態調整好，才有機會照顧更多的人。 那天Amanda趕往現場時，迎接她的卻是雇主潑滿一地的冷水，極力撇清施虐事實，但最讓感到她心寒的莫過於受虐移工委婉的一句話：「姐姐我沒事，妳回去，妳不要再來了。」 她想到用印尼語表示自己也是同鄉，表示能體會他所面臨的處境。但此時移工情緒潰堤，大聲怒吼：「我再也不相信印尼人了，仲介的通譯也是印尼人，為什麼他就不幫我。他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你。」 她努力翻找過去相關經驗，深知移工心理狀態極不穩定，需要及時救助。「我的個性真的不是很溫柔那種，可是那天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抱著她，明明自己也很冷，但我就把外套脫掉。」因為她知道，在落難移工的情緒光譜中，左邊是疲倦，右邊是焦躁，而她們的盡頭都是孤獨。 而移工在Amanda安撫下，逐漸卸下防備，同意隨她離開，救援暫時成功。 培力工會組織　從被救援到自立 從群眾開始救援移工的2014年起，曾受過幫助的移工都會在臉書社團向他人介紹群眾可以提供的協助和救援等服務，也因此群眾每天都有來自全台灣各地接不完的案件。 但群眾不過是只有20人的救援組織，面對人手短缺，讓杜光宇備感艱辛。若救援僅止於救援，以協會的人力與資源限制，救援永遠沒有結束的一天。於是，群眾決定培力移工組成工會，試圖藉此不只治標更治本，讓群眾的資源可以更集中在最需要救援的移工上。 對人生地不熟的移工，不確定向警察、護士、社工求助是否能得到幫助，害怕求助後反而遭到雇主威脅。　圖／游昌儒攝    「如果移工知道自己權益在哪裡，他們才比較懂得去保護自己的權益。」杜光宇說道。培力至今，群眾已協助移工成立兩個不分國籍的工會，包含看護與產業工。一方面積極培育移工擔任幹部、學習跑簡易行政流程；另一方面，透過移工間相互廣傳，凝聚四散移工。他也提及，「我們會訓練幹部寫申訴書，並獨立接受會員的申訴。」從等待救援到自立爭取，逐步建構移工權益。 事實上，協助移工成立工會，來自杜光宇對移工的觀察。 某次，他聽聞桃園的泰國移工集體罷工。原以為發生勞資糾紛，四處打探下才得知導火線起因於文化差異：「他們本來早上吃稀飯嘛，改成麵包，然後就罷工。」這讓杜光宇驚覺，移工是台灣工廠的主力，文化上與台灣相差甚遠，關注面向不同卻未組織自己的工會，這也加深他推動移工籌組工會的決心。 盼重症移工獲照護　群眾向大眾募款 只不過，群眾這樣的助人組織，卻也曾因缺乏資源而一度被迫停止營運。原來，群眾救援工作支出依賴政府補助和零星捐款，但這些總是無法支應龐大救援開銷：舉凡移工的醫療費、生活費、庇護所租金等，加總起來超出協會負荷。群眾曾一度負債十幾萬，差點被迫停止營運。   群眾每年支出中，又以安置受困移工費用最高。這是因為移工尚未找到新雇主前，都會持續待在庇護中心等待轉換。在此期間，群眾會協助移工向勞動部申請每日500元的食宿補助金。然而，只有取得醫院所開的重大傷病證明，才能領到補助。對於身負病症的移工來說，這筆金錢遠遠不足。供應其日常所需早已入不敷出，更別提需要休養卻無法取得醫院證明的移工。 根據勞動部規定，在正常情況下，來台工作至少一年的移工轉換雇主時間不得超過兩個月。若工作時間少於一年者則可延至四個月。在此期間，若未完成轉換則強制離境。　圖／林雨翾製    面臨病痛纏身，有些人負擔不起醫藥費、有些人需要看護照顧、有些人甚至無法承擔前往醫院看病的車資。群眾默默扛起這些支出，只期望移工們早日康復。 「很多時候我們雖然知道不是重大傷病，但不符資格沒辦法申請，也沒辦法工作。像是懷孕移工，他們就沒有資格申請。」鄭珍真無奈道。近年群眾安置懷孕與重症患者人數增長，其需求與一般受困移工相異，需要受到更專業的照護。鄭珍真語帶期盼地說：「群眾如果將來有能力、有資金的話，我們可以成立一個移工重症中心，有專業照護人員照顧他們。」 政府補助不足，協會開銷持續擴大，群眾於是轉向大眾募款。 2020年，群眾募得295萬元，全用於重症移工的緊急安置。其中，救援人力支出占53.4%、傷病移工的醫療費占26.2%、重症移工的照護支出占8.6%、健保費占7.5%、來往醫院和協調會的交通費占4.3%。 「我們沒有那麼大的財力，但募款讓我們開始跟這個社會做溝通，如果沒有募款，永遠沒有辦法知道人家在想什麼。」杜光宇說，募款時得到許多移工與大眾的支持，使他走在移工救援路上更加堅定。 每年救援超過200位移工的群眾，不僅揭開在台移工人權低落，也提醒著漫長修復之路不能只靠前線救援，更需要大眾持續關注與支持。否則在台灣看不見的角落中，一個又一個血淚移工的悲劇，恐怕將繼續輪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