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與媒體實驗室

【記者陳彥蓉、孟沛蓁、林宸宇、林岳雋連線報導】瓶子裡看似不起眼的藍色藥丸，並非威而鋼，而是性健康的守門員：PrEP（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在台灣，許多人對這種藥感到陌生，但他卻是台灣防治愛滋病毒傳播的大功臣。 PrEP全名為 Pre-Exposure Prophylaxis，中文全稱「愛滋病毒暴露前預防性投藥」。台灣愛滋病學會副秘書長黃怡嘉解釋，PrEP需要在風險行為前服用，提升身體抗愛滋病毒的能力，而黃怡嘉口中的「風險行為」，除了輸血注射和母子垂直感染外，主要是不安全性行為。 衛福部疾管署自民國107年以來，與全台醫療院所合作推動「PrEP公費計畫」，讓愛滋病高風險族群在接受篩檢和評估後取得該藥物。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簡稱臺大醫）愛滋個案管理師陳怡婷說明，只要認為自身有風險，不論性向與職業，都能前來申請公費計畫，成為PrEP使用者。 在推行PrEP前，台灣每年平均有2500個愛滋病患者，於是政府除了推動患者的治療，也正式啟動公費計畫，讓有風險但尚未感染的民眾取用PrEP預防疾病，自此每年新感染人數逐年下降，甚至在112年曾經下探至一千人以內，黃怡嘉醫師認為這是愛滋病疫情的一大里程碑。 雖然PrEP能有防治療愛滋病傳播，也讓台灣在疾病預防上取得好成績，但曾有眾多媒體以「約砲丸」一詞抹黑，造成PrEP經常受到汙名化。除此之外，由於許多PrEP的服用對象為男同性戀者，使他們保護自己的同時，也要承受來自家裡的眼光與被迫出櫃的壓力。 一名PrEP的服用者毛毛（化名）提到他會把藥物藏在較不顯眼的罐子裡防止被家人發現，「當需要回應家人服藥的原因時，就會有一種被迫出櫃感覺。」毛毛（化名）解釋。而另一個服藥者卡米洛（化名）則進一步說明被出櫃的壓抑，「當我必須向最親近的家人，或是我最想出櫃的人說我不是同志，我什麼事都沒有做，真的非常難過。」他痛心的說：「我當下真的很想哭，因為我沒有做錯任何事！」 除了面對家庭壓力，在醫療場合也可能遭遇歧視。社團法人新滋識同盟理事長顧文瑋分享，一名患者前去診所洗牙時，被發現健保卡裡有檢驗HIV的紀錄，因此被拒絕看診，診所希望他轉往其他醫院洗牙。臺大醫感染科醫師孫幸筠補充，因為目前醫院分科精細，有些科別對於HIV的看法仍然趨於保守，對於目前藥物的發展更是一無所知。 這些汙名化的案例凸顯了台灣社會對於PrEP和HIV觀念的不了解，問題的根本在於性知識與性健康觀念仍有待加強。黃怡嘉提到台灣人仍然視性為一種禁忌，進而對愛滋病的預防形成阻礙。「如果始終都把性當成一個封閉而禁忌的話題，那因為不安全性行為而產生的保護需求，自然也會被連結成不理想的。」她闡明。而顧文瑋則認為整體問題出在大眾能否自在討論性健康，並期望能有更多資源投注。 台灣愛滋病毒的感染情況已經逐漸改善，然而大眾對PrEP的認知仍需要提升，而社會對性的刻板印象也需要被改變，孫幸筠強調使用藥物預防的觀念應該更普及，才能整治根本，往更好的方向邁進，「PrEP就像戴保險套一樣，我戴保險套不需要覺得怎麼樣，那我使用PrEP就跟使用保險套是一模一樣的道理。」  

【記者沈韋彤、鄭丞傑、陳筱雯連線報導】兩隻狐獴在草地上好奇的打探四周，陽光下的牠們搖頭晃腦。在飼主的照看下，狐獴們可以安心地與人共存。 「飼養動物不是一時衝動，而是長期責任的開始。」社團法人台灣愛鼠協會理事長張勝鬘表示，人們購買或飼養特殊寵物（簡稱特寵）之前，必須具備專業知識並做好未來的準備。目前在《動物保護法》裡，針對貓狗是使用特定寵物（同樣簡稱特寵）作為稱呼，因此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特聘教授林思民認為，使用異域寵物稱呼外來的特殊寵物，可以更好與特定寵物做區分。 民國114年1月3日農業部動物保護司與動保團體開會後，決定新增955種特寵至「禁止輸入與飼養名單」中。特寵飼主們帶著愛寵的立牌上街抗議，因為他們認為禁令一旦落實，飼主的權益必定會受到損害。然而本次禁養措施的初衷，是為了改善動物福利，並解決特寵的棄養問題。 關於特寵棄養的問題，愛鼠協會理事長張勝鬘說：「因為牠的外型很可愛、很吸睛，牠就成為寵物市場的熱銷商品。當這些動物一旦不好養了、不可愛了、不再聽話了，就會被棄養。」當這些外來種進入了台灣生態系中，就會造成威脅。然而相比貓狗，特寵棄養數量並不多，更多是因為特寵脫逃。 「很多的異寵（特寵）牠其實不會認主人，或者說牠會認主人，但是牠不知道要怎麼回到主人的身邊。」林思民補充，在飼養特寵時，飼主一定要做防逃措施。而無論是棄養還是寵物逃逸，背後的原因都出自於飼主對該物種不了解。 了解寵物特性、提供營養的飼料及打造友善的居住環境等，都是飼主教育重要的一環，然而台灣目前針對飼主教育並沒有完善的規定。浣熊飼主田恩表示，如今市面上的特寵越來越廣泛，但飼主能查詢到的資源並沒有跟上。「付錢之後簽個名就可以帶走。」刺蝟飼主蘇靖芬提及自身經驗，在寵物店購買兩隻刺蝟時，流程十分簡易。狐獴飼主公主慧（化名）說：「我在養狐獴之前，有做了差不多兩年的功課。」除了自己做功課外，他也會去諮詢特寵醫生，以備不時之需。 相比其他國家，台灣針對貓狗雖有施打晶片的制度，但並未強制落實飼主教育。愛鼠協會理事長張勝鬘說明，歐洲、澳洲及一些東南亞國家都有建立白名單制度，經過科學、生態與動物福利的專業評估後，適合的物種才能進口並飼養。部分國家也推動｢飼前教育」，飼主須取得證照後才能夠養寵物。 在德國，規定飼主須報名狗狗行為課程，在具備相關知識後才能取得證照養狗；澳洲除了須取得許可證外，也得持續上課和更新飼養日誌；日本則是在領養寵物時，需要經過「里親制度」考核，也得為寵物購買保險。 除了網路資源和社團分享，特寵商家也是飼主們接觸飼主教育與動物訓練的直接管道。「很多人就隨便用一個盆子去養。」特寵餐廳老闆阿倫（化名）提到，需要為烏龜準備具良好溫度、濕度及冷熱點的飼養空間，但有些飼主並未做足功課，導致烏龜出現狀況並責怪店家：「你的烏龜不健康。」特寵店家老闆娘賴祐亘說自己在販售狐獴前，會先和客人說明缺點。「我覺得飼主教育，賣家有絕對的責任。」他認為讓客人真正的了解特寵並確定他們能夠接受後，飼養時才能有比較大的包容性。 讓寵物們開心的生活是所有人的嚮往，面對台灣目前缺乏飼主教育的情況，該思考如何運用其他方式讓飼主負起足夠的責任。綜觀整體飼養情形，會發現台灣養動物過於方便，飼主很容易不加思索就取得他們要養的動物，因此林思民表示，「希望飼主拿一些時間跟大腦出來。」透過飼前教育去換取飼養的權益。 利用其他方案如保證金與證照制度，比起直接禁止飼養是更好的方式。田恩說：「如果你沒有辦法很完全的去照顧牠，甚至到沒有辦法處理的時候，可能為了你要拿回保證金，你不會選擇去把牠亂放養。而是要去找其他的管道、可以去接手。」關於接手制度，阿倫也說：「真的如果不想養了，我們可以回收。」他的商家有回收機制，可以幫助飼主處理那些沒辦法繼續養的特寵，幫助他們找到下一個家。 動物是無罪的，有罪的是那些沒想清楚就養動物的人。除了飼主教育，加上商家的諮詢、保證金與證照制度，最後配合商家回收機制，大幅降低特寵流入大自然的風險，這樣才能保證寵物們的福利。真正的愛，不是擁有，而是為牠們負起責任。

【記者郭謹萱、林鈺喬、施名真連線報導】「我只是要來參加活動、去圖書館讀書，為什麼會這麼困難？」天主教輔仁大學學生莊淯翔語氣中滿是不解。他如同許多行動不便學生的縮影，經常因校園無障礙設施尚未完善，導致受教權受損。 當時莊淯翔在前往資源教室的路上，卻因為有門檻擋住了輪椅通行空間，就不小心把輪椅開上人行道，不慎翻車跌倒。意外發生前，他曾與校方反映路線不便，老師則建議他走另外一邊。「我們本身就已經不是很方便了，還要花比一般人更多的時間去繞路，其實我覺得還滿奇怪的。」莊淯翔說道。 這樣的處境並非個案，同樣是老牌知名大學的國立政治大學類似案例屢見不鮮。政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學生代表蔡雅琄曾親自盤點，政大校內有六成建築未設置電梯，其中包括四層樓高、經常舉辦課程與活動的大勇樓。當他向主辦單位反應，收到回覆卻是「還有其他可以選，你就不要選大勇樓活動。」 教職員對障礙平權概念的不足，也會影響無障礙校園的推動。此外，教育部和校方建設無障礙設施時，也經常面臨法規溯及既往與經費申請的挑戰。教育部表示，第一條無障礙設施規範在民國97年發布，但大專校院多在法規發布前建置，若要符合新規範，校方容易受限於現有空間不足，須採行替代改善方案。 政大營繕組職員張一之指出，因無障礙設施法規具有溯及既往性，許多早期興建的坡道或空間配置已不符新制，須逐步改善。但礙於預算與空間限制，學校每年能完成改善的比例有限，這也是導致校內的無障礙設難以一次到位的原因。 無障礙法規一再修改，除了因應輔具科技進步，也反映社會對障礙者需求的認識仍有不足。輔大資源教室組長趙家佳指出，隨著輪椅等輔具體積變大，原有空間配置已不敷使用，法規也必須跟著改變。針對校內老舊建築，他表示，「這十年來我們一直不斷在排序長中程、短期進行修繕。」校內也提供愛校建言、總務處與資源教室等多種聯繫管道，讓學生的聲音可以被聽見。 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副秘書長劉于濟認為，「沒有障礙的人，很難理解障礙者平時要面對的生活樣態。」他舉導盲磚為例，許多設計誤將其鋪設在斜坡上，不僅容易造成輪椅的小輪子卡住，也不符合視障者走樓梯的生活習慣。 除了環境不符合使用經驗，更有學生受到師長不適當的對待。政大特推會學生代表阮子柔難掩激動，「因為我自己平衡感不好，加上自己跑步比較慢，無法跟上大家，被老師拒絕修他的課。」 當障礙學生在校園中屢屢受阻，該如何保障他們的受教權？現職國立臺北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長期研究障礙議題的張恒豪建議，學校應建立明確的申訴管道，讓障礙學生能為自身權益發聲。 他指出，目前學校申訴制度不夠清晰，若特推會能具有平等委員會的性質，將有助於提供實質保障與判別是否構成歧視的機制。 為促進障礙平權，輔大資源教室辦理導師講座與特教體驗活動，讓師生實際使用輪椅或模擬特殊學習狀況，從中培養理解。輔大特教週體驗學生Meredy（化名）認為，「這個活動可以讓大家理解，特教學生只是特質不同而已。」第一次使用輪椅的學生阿哲（化名）分享：「只要一點點地面不平，其實會不舒服的，未來如果從事建築設計，就可以針對這部分去改善。」 體驗過後感同身受，從障礙者的角度出發，讓所有障礙群體或每一位潛在的使用者，都能在校園中安心學習、自立生活。

【記者伍家欣、鄭孟佳、洪婕穎綜合報導】「法律上本來就不完整，因為現在對待於動物，我們還是把它當作物來看。」 中華國際工作犬關懷協會秘書長王耀賢點出現行搜救犬制度的缺失。 台灣自九二一地震後開始效法國外建置搜救犬制度，如今全台有10個縣市設有搜救犬隊，共40餘隻搜救犬。二十五年來，這些在礫石碎片裡穿梭的赤腳英雄們，拯救了許多人的性命。然而英勇的身影背後是高強度訓練，與高風險工作環境帶來的各種工作傷害和病痛。 工作犬的品種其實很容易有退化性關節炎，王耀賢以一案例說明。「你看牠主人在還是那麼開心，可是晚上睡覺時牠痛到會哭喔，牠們懂得去把自己的痛隱藏起來。」王耀賢語帶心疼地說。 然而，毛小孩的醫療保健費用總是要價不斐。例如犬隻常見的關節置換手術，不同於人類因為有健保，最低只要一兩萬就能動手術，犬隻通常要十五萬起跳。照顧老狗的費用龐大，但目前編列的預算僅針對現役的搜救犬，照護退役搜救犬龐大的費用就落在收養家庭的身上。 「我其實不太敢算，尤其醫療費，我們那時候每個禮拜針灸，一個禮拜兩次⋯⋯」退役搜救犬羅傑的收養家庭媽媽林佳君，細數著照護退役犬隻的花費。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退役搜救犬的晚年照護成了被犧牲的對象。但高雄市消防局特搜隊領犬員李信宏也坦言，「資源就是這樣子就是有限，整個消防局也不是只有犬隊。」 究竟該如何保障搜救犬們退役後也能安心享受退休生活？或許保險是其中一條路 。然而，目前國內推出寵物保險的公司稀少，工作犬更因面臨較高的健康風險，被列為拒保對象。 「你如果讓狗狗有保險，那不是在醫療方面會減少政府支出，跟民眾領養人的負擔會更好嗎？」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特搜中隊搜救犬隊小隊長陳志三說。 回憶起羅傑的點點滴滴，林佳君微笑地說著牠的趣事。「我們很喜歡吃完飯後 ，每個人都躲起來然後喊：『搜索！』 牠就開始找，找到我們就給牠東西吃。」後來羅傑坐輪椅了也還是會玩搜索的遊戲，幫助牠保持意識。 2024年花蓮地震可愛的搜救犬博得眾人眼球，讓大家再次看見搜救犬的辛勞但英雄驍勇的背後，是我們看不見的重擔與無奈。王耀賢也期待大眾能夠從這次的賑災消息，開始關注搜救犬背後的福利議題，「牠們要的不是掌聲，而是我們真心的去對待牠。」

【紅限：家庭照顧責任落誰肩】 隨著舞台拉開序幕，我們進入麥氏捏麵師傅的世界裡。在麥氏夫妻巧手製作下活過來的捏麵人姊弟，隨著年紀漸長，走向了命運的分叉口。回到現實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家庭照顧責任分工上，愈來愈多單身者被誤認為有更多時間、金錢、心力照顧父母，因此被默認為需要提供父母在財務、家務或情感上的協助。根據衛福部報告，照顧者男女比為 4：6，在由誰照顧父母的角力中，單身女性特別容易成為輸家。 照護需要專業，照顧者的肩上擔負著⾃我以及外在給予的壓⼒。而讓全職家庭照護者陷入噩夢的，是照顧期間拿不到薪⽔，以及與職場脫節的風險。因此，獨自照護者需要很多力氣才能替家人和自己彼此撐出空間。即使兄弟姊妹只是多出一隻手支力，也可能可以讓空間大一點，或負擔少一點。 在紅布幕後，這是一齣虛構的戲，還是真實世界的投映？ ＿＿＿＿＿＿＿＿＿＿＿＿＿＿＿＿＿＿＿ 創作者群：我們是來自政大新聞與媒體實驗室的學生，希望透過動畫軟化議題，透過寓言劇情，將我們在乎的問題傳達給大眾。   團隊成員／   文案腳本　林婕宇 田野調查　呂羿穎、黃家安 人物分鏡　呂羿穎、許巧昕、梁家柔、蔡愷恆 視覺設計　梁家柔、蔡愷恆 配樂配音　蔡愷恆 動畫剪接　林婕宇、許巧昕、黃家安   指導老師 / 蔣承翰   特別感謝 / 政大新聞與媒體實驗室

【記者陳樂怡、賴映帆綜合報導】球場上激烈的肉搏攻防、揮灑汗水只為在比賽中奪得勝利。球場下，更多上不了場而放棄運動員生涯的球員，正在與自己的人生奮鬥。他們，都去了哪裡？ 「國、高中有這麼多體保生，但只有一、兩個明星球員真的可以打職業。其他這些沒打上去的，我覺得都有點像是陪葬的感覺。」擔任國立台北商業大學籃球隊教練的蔡宗儒感慨地說。 他觀察，教育現場過早要學生做選擇，現在的風氣就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一樣。學生在讀體育班時無法專心學習反之亦然，這樣的風氣讓學生的生涯選擇都太過單一與狹隘。 曾經是平鎮高中鋁棒組的王牌投手的黃奇哲，三級棒球都繳出了漂亮的成績單，也曾被看好能成為職業選手。然而，計畫趕不上變化，他在大一時不幸車禍受傷，最後在大二時，正式放棄打職棒的念頭。 「大一的時候，我手這邊已經撕裂了⋯⋯」黃奇哲看著傷痕，無奈地回憶往事，但他仍然嚮往能繼續在體育界發展。 然而，目前擔任職業棒球隊情蒐工作的吳振華認為，目前社區棒球教練都屬於打工性質，因為名額有限，轉為正職的可能性較低。「可能一個學校只有三個名額，你要花很長時間，才可能爬到那個位置上。」 學生運動員主要以三種方式進入大學。第一，與一般學生競爭學測以及分科測驗的名額，第二，透過運動績優的方式入學，第三，各校的獨立招生。 曾經是北一女甲級籃球隊的陳品諾，就是透過運動績優的管道錄取台大經濟系。「其他學校會花比較多時間訓練，可能就會忽略課業，所以相較之下未來的選擇會比較少。」她回憶當時選擇就讀北一女的原因。 運動績優入學雖然提供運動員一定的機會轉換跑道，不過名額不多。而且根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體育班學生訓練以每日至多三小時為原則，避免過量訓練。但實際上，學生往往會因為比賽日程而進行調整訓練時長。更常見的是，因為比賽而造成長時間缺課。長期下來，就容易導致學生跟不上進度。 一路上以職棒選手為目標的吳振華，在高中階段受到學校輔導諮商的幫助，也開始對本領域感興趣。畢業後，他成功以棒球員的身份結合心理系的專業，成為職業球團的情蒐員。 他表示，體育班學生學習政策應該更多元，或許提供他們一些如做菜、修車等實體課程會更有益處。 「至少去做的時候，才會知道這東西適不適合自己。如果你都不讓他去做，他也是在課堂上睡覺，不會專心投入在學業上面。」 球場上數小時的比賽，是球場下數十年的練習與犧牲。然而，目前的社會風氣與教育制度，是否能幫助體育生看見球場外更遼闊的天空？而非只有多年訓練下，換來的徬徨與無助。

【記者黃家安、陳子萱、蔡佩珊、郭玟欣新北報導】輕度自閉症患者郭路德心無旁鶩地盯著咖啡壺，細心地調配咖啡粉比例，小心不讓任何一粒落在濾紙外。郭路德是輕度自閉症患者，雖然和客人互動時有些慌張，但手沖咖啡所有困難的技巧都難不倒他。 「他的夢想，就是想要煮一杯咖啡給客人喝。」希望共好發展協會理事長呂蓮華表示， 對泡咖啡充滿熱誠的郭路德，曾在知名連鎖咖啡店工作，卻只能擔任清潔工作長達六年。郭路德指出，在連鎖咖啡店工作的後期，被禁止和客人接觸。呂蓮華感嘆，郭路德只因為和客人推銷優惠方案就被公司記點，最後甚至被開除。 只因為不善溝通，就被迫放下夢想、拿起掃把。何曾想過這些夢想的碎片，也能透過適當的輔導修補起來。其實早在民國九十六年，政府就頒布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年滿十五歲以上，且有就業意願的身心障礙者，可以向政府與民間團體申請就業協助。 新店職業重建中心莊惠清主任分析，不同障別需要不同的就業支持。例如：認知能力較弱的智能障礙者，需要以更容易解讀的概念和他們溝通；自閉症患者需要職場人際關係的協助。 聽障者用手寫板和應用軟體與同事溝通，肢體障礙者在電動輪椅的輔助下，往返家中和工作地點。這些都是職業重建中心，為各障別族群量身提供的協助。 新店職業重建中心李中強組長認為，要徹底了解身心障礙者生理、心理、社會、家庭上的需求，才能幫助他們媒合適合的資源。 即使就業協助機構，針對個別身心障礙做了完善的輔導，但這樣的成果真的能複製到職場嗎？ 左手小心翼翼地拿著火車模型，右手用力地比出數字，認真的解釋京急線600和2100的差別。重度自閉症患者李冠毅，在進入肯納協會工作以前，曾在台灣銀行做整理資料的工作，也曾在夢想工坊包裝禮盒。 李冠毅對大眾交通工具情有獨鍾，雖然記得每一班到公司的公車路線，從來不會迷路，但他卻在職場複雜的人際互動中迷失了方向。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退休副教授邱滿艷表示，雇主聘請精神障礙者和自閉症患者須花費更多心力，精障和自閉症患者突如其來的動作，也造成患者更難適應職場。因此雇主更傾向雇用輕度肢體障礙者，多於其他障別。 現行法律要求企業錄取一定人數的身心障礙者，公司中的身心障礙員工不能低於百分之一。但卻不限制身心障礙的類別，導致企業傾向選擇心智正常但肢體有障礙的員工。有些企業甚至寧願繳付罰金，也不雇用身心障礙者。 「他整個人就毀掉了。」李冠毅父親李顥軒傷心地表示，當初想讓李冠毅進入銀行，有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卻在工作過程中遭主管刻意刁難，身心受創下只能黯然離開職場。 政府為身心障礙人士舉辦的身心障礙特考，也有類似的狀況。不論考生的身心障礙種類為何，面對的試題都是同一份，對心智障礙的考生尤其不利。 「智障者考得上嗎？」邱滿艶認為，身障特考不分障別的制度，對認知障礙者不公平。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聯盟理事李琢嵩補充，除了認知功能障礙，頸椎以下癱瘓者和視覺障礙者，也難以進入職場。李琢嵩認為，政府應該針對這些族群，訂定配套措施，解決就業的燃眉之急。 心智障礙與肢體障礙都有各自的難處，在先天遺憾前，沒有人該被忽視，制度的不平衡並不意味著，何種身心障礙應該獲得更多的資源，而是應該對症下藥。 李琢嵩認為，面對不同障礙者的就業需求，必須改善身心障礙者整體的就業環境，並了解障礙者的需求，才能做最合適的安排。 在人生的起跑點上，身心障礙族群面臨更多的考驗，但他們仍然努力向前奔跑，而這個社會是否有更大的包容力，讓願意自食其力的他們，擁有正常的職場生活，甚至進一步追逐夢想，還需要持續關注。

    【記者程瀚慶、葉品辰、賴冠儒台北報導】台北萬華的寶興街上，一間老字號的大型回收廠—光耀五金行在今年3月被迫關閉。 光耀五金行關門的關鍵在於違反「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自治條例」，台北市劃定的住宅區內不允許設置小型回收廠。台北市環保局表示，光耀五金行長期遭附近居民檢舉，在多次稽查後沒有改善，因此強迫停業。 五金行關閉後，鄰近拾荒者若不多走30到40分鐘，就得推車過橋到新北板橋回收廠販賣。若推車上橋，就得面臨和機車、汽車爭道的風險。 因為回收項目眾多，加上價錢比其他優渥，光耀五金行一直吸引許多拾荒者。倒閉也造成收入驟減，一位拾荒者分享，「以前一天可以賺一千多元，現在大概只有兩、三百元。」 根據五角拌的調查，拾荒者對資源回收體系其實佔據一定的重要性。萬華地區拾荒者每個月回收量大約100噸，整整佔了萬華區清潔隊回收量的1/3。而且拾荒者對回收物的細緻處理，有助於提高再利用的比率。 台北市並沒有相關特定條例，五角拌共同創辦人廖宏翊指出，高雄有針對小型回收站設立相關規範，讓業者有明確標準依循，台北市回收站卻只能不斷被檢舉。 一條法條的訂定，卻大幅影響拾荒者的生活，期望政府能在法條和民眾生計中取得平衡。

  【記者呂羿穎、蔡愷恆、許巧昕綜合報導】「我們在旁邊也吊了玩具，豬好喜歡啊！」台糖公司畜殖事業部副執行長溫元文認真比劃，破除一般人想像中，豬圈昏暗、擁擠、潮濕的印象。 台糖公司是台灣最大的養豬戶，從2017年開始推動豬隻友善飼養。從屏東的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開始，陸續依照動物福利設計理念，改造全台13座豬場。豬舍中不僅有玩具供小豬玩樂，地板還架設高床，讓豬隻的排泄物可以往下流，甚至還放音樂、開空調，讓豬隻的生活環境更加舒適。 溫元文演示小豬玩玩具時瘋狂的樣貌，只需要一條鐵鍊吊上幾塊矽膠，豬隻就會卯起來啃。尤其剛進豬圈的豬玩得更兇。 不過，你知道動物福利是什麼嗎？動物福利是指在飼養動物時，給予動物足夠且乾淨的生活空間，生長過程要有均衡飲食，讓他們活得健康、活得快樂。溫元文認為，這對豬來說就是天堂。 其實提倡動物福利已是國際趨勢。在2012年，歐盟就全面禁止在格子籠中飼養蛋雞，隔年也禁止將懷孕母豬關在狹欄內。台灣的友善飼養也從雞隻起步，農委會在2015年公布《蛋雞友善飼養指南》，避免將雞關在只有A4大小的格子籠，讓雞能夠在籠子外自由展翅。而台糖的夢幻豬圈，則是根據行政院農委會於2017年訂定的《豬隻友善飼養系統定義及指南》打造，指南內針對各類型的豬都列出相應的標準。 農委會畜牧處家畜生產科科長李宜謙解釋：「譬如說蛋雞，我們就還是把他關在室內。」但與此同時，農委會也輔導幾個業者，把雞舍裡面的籠子撤除，也沒有限制範圍，讓雞隻能夠自由自在地在雞舍裡面跳上跳下。 針對友善飼養的好處，農委會畜產試驗所產業組研究員兼組長林正鏞認為：「因為飼養密度比較低，所以牠會降低打鬥，皮膚損傷就可以降低。」 相較國際，台灣動物福利的推行已經慢了許多。但更令人憂心的是，現行的友善飼養指南並無法律強制力，農委會也沒有積極宣傳，所以大部分的畜牧業者並沒有動物福利的概念，導致目前友善飼養的蛋雞不到一成，養豬業更是少得可憐。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辦公室主任林岱瑾說明：「農委會至今對於台灣的畜牧產業，要不要走向友善飼養，並沒有明確的政策跟期程。」李宜謙坦言，還有很多人不瞭解友善飼養的內涵，農委會將繼續努力推廣。 除了宣傳不力，很多豬農不願推行友善飼養，是因為現實面的成本考量。進行友善飼養，就勢必要擴大畜牧場面積，等於飼養密度將大幅降低。張雲傑畜牧場廠長吳松霖直言：「你看我們為什麼會多養，就是希望多賺一點。」 此外，政府也沒有配套措施鼓勵豬農轉型，現行的政策只有提供低利貸款。林岱瑾也指出，農民會不願轉型，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拍賣市場上。無法區分哪些豬是友善飼養的。拍賣市場，讓投入更多飼養成本的豬農，沒有價格優勢。 現在飼養的豬隻因為品種改良，體型越來越修長，但指南中對於豬隻飼養面積的要求，卻沒有及時更新。另外，此份指南的標準也較國外寬鬆。像是丹麥政府要求，獸醫平均一個月要巡視畜牧場一次，台灣則沒有相關規定。 林岱瑾說明，指南中較缺乏的，是針對農場裡面生病的動物。林岱瑾補充，傷病動物可能沒有辦法治療、不具經濟效益，「發生意外的時候要怎麼處理，在目前在這個標準裡面是沒有規定。」 在動物福利的路上，台灣還有很多路要走，但還是有企業願意主動投入友善飼養。除了像台糖這樣的國營事業，家樂福也意識到動物福利的重要性。自2018年開始，家樂福就已承諾要推廣動物福利。一開始，賣場內友善飼養的雞蛋銷售佔比大概只有5%，但家樂福企業社會責任部企業永續經理林夢紹表示：「一直到今天，家樂福非籠飼雞蛋的銷售佔比已經將近三成。」 人有人權，動物一樣也有。除了仰賴政府推動政策，身為消費者的我們其實也能盡一份心力。在購買商品時，選擇友善飼養的農場，對推行動物福利大有幫助，也能讓農民更有意願投入。 林夢紹表示：「我們應該要對動物好一點，因為牠們沒有其他要求，但我們卻連對牠好一點點，這件事情我們都做不到。」 溫元文覺得，跟豬互動是很快樂的事情。他表示台糖在教育新一代的豬農，或者願意想要投入養豬的產業的人，也將這個觀念傳達給農民，「我相信這就是未來。」

  【記者陳盈淳、楊正歆、梁語詠、李佳芸 綜合報導】「真的沒有害人啊！我沒有害人。」反覆呢喃我沒有害人，新聞畫面中一臉失措的王淇政與洪世緯並不知道，他們會因為這場墜橋命案蒙受 4500 天的牢獄之苦。 后豐大橋案纏訟 19 年的委屈、苦楚及隨之產生的家庭裂痕，濃縮成了兩小時的紀錄片《彼岸》。紀錄片導演施佑倫費時七年，直擊兩名被告在法庭背後的血與淚。這並不是他第一次拍攝冤獄題材，然而當初接觸冤案其實是個偶然。 「台灣冤獄平反協會（以下簡稱「平冤會」）是一個蠻年輕的組織，剛好那時候有一個案子，他們的受冤者陳龍綺剛開啟再審，有可能平反。」施佑倫說。開啟再審代表受冤者有機會重新來過，對冤案救援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轉捩點。平冤會認為此案件平反機會很大，於是決定邀請施佑倫紀錄平反過程。 平冤會執行長羅士翔表示：「 有些畫面是我們平常沒辦法觀察到的，即便都是好朋友，我們沒觀察到的都是佑倫用他的攝影機幫我們看到的。」  《彼岸》溫柔且真誠的敘事手法，屢獲各界肯定。於 2021 年入圍韓國釜山影展，同年在台北金馬影展放映，並入圍今年（2022）五月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施佑倫曾說過他其實不喜歡看電影。對他而言，劇情浮誇、特效炫麗的好萊塢商業片只是鏡花水月，並不真實。直到他進入政治大學廣電系就讀後，才認識到原來電影並非只有一種類型。 施佑倫大二時進入政大的廣電中心（今影音實驗室）擔任助理，在中心的片庫裡藏有許多錄影帶。有一次在整理片庫時，他抽出一卷片子，片名叫做《陳才根的鄰居們》，施佑倫說：「它拍得好像是我們生活中的人，後來才知道原來這是紀錄片。」這次觀影經驗竟意外開啟了他與紀錄片的不解之緣。 學生時期的施佑倫，自覺生命經驗平淡。他認為自己從表面看來日子過得順遂美滿。然而他心裡卻知道，自己其實是個很空虛的人。因此大學畢業後，他選擇進入南藝大音像紀錄研究所，希望在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豐富自己的生命經驗。即便身邊出現反對的聲音，他仍堅持投入紀錄片領域。 施佑倫回憶起拍攝《不排除判決書》的經驗，「性侵案是一個大家在道德上無法容忍的案件，跟當時的女朋友講，她就覺得你幹嘛沒事去拍性侵犯的紀錄片，為什麼不去拍比較積極快樂的東西？」但施佑倫的想法正好相反，他認為紀錄片正是要拍攝不會攤在陽光下討論的議題。 在拍攝冤獄紀錄片的日子裡，需要面對許多情緒，施佑倫深入拍攝受冤者時也曾陷入掙扎。導演坦承他在拍攝第一支冤獄紀錄片《不排除判決書》時，其實感到非常愧疚。他認為自己一直在挖人瘡疤，因拍攝需求，被攝者陳龍綺須一再重複事情經過並經歷當時的痛苦，但施佑倫卻無法給予他任何幫助。「有一次，我不知道那天怎麼了，不是拍攝，我就是打給他說我覺得很對不起他。」他那天反而被陳龍綺安慰了，龍綺說：「如果我的故事能因為這樣子幫助到別人或是別的案子，我覺得沒有關係呀！」勇於面對愧疚換來與被攝者更進一步的關係，經過這次經驗，施佑倫體會到遇到事情必須去面對，才有可能放下。 「佑倫跟這幾個朋友們（受冤者）的關係都蠻好，他對被攝朋友們有一個如大海般的強大包容，且有距離地看待這個人經歷的所有事情。」羅士翔說道。他認為施佑倫總是能夠用冷靜態度看待冤獄平反過程，不論結果好壞都默默地陪伴著被攝者，這樣穩定的陪伴對被攝者而言是很重要的。 真誠地對待被攝者，就如同對待自己的作品。施佑倫毫無保留地投入紀錄片創作，甚至不惜揭開自己的瘡疤。施佑倫表示他在南藝時，有個老師曾說：「你要拍別人之前，要先把自己的瘡疤挖乾淨。」於是導演在休學前的最後一部紀錄片選擇以他和前女友分手為題，逼自己向觀眾揭露痛苦回憶。作品完成後，他的朋友說：「你的（紀錄）片真的比你這個人還誠懇。」施佑倫認為不論何種題材，他都會毫無保留地呈現。 施佑倫表示紀錄片導演沒有幕後花絮，他們捨己為人紀錄真實的一面，並拍下當時代社會的縮影。 「拍攝結束後，她（王淇政媽媽）問我什麼時候可以在電視上看到？可能希望我的報導可以幫助她兒子吧。我跟她解釋我拍的是紀錄片，大概沒辦法在新聞上播出。她輕輕地點了點頭，就沒有再多問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