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專題
高牆之內社會之外 看見矯正學校內的特教生
不同於一般學校，勵志中學笨重的鐵門上同時裝置著密碼鎖和門栓，警衛不時在大門前巡邏，探視狀況。圖／黃舒愉攝
【記者黃舒愉、游宜珊、廖護穎、丘旻軒報導】「我們這麼短的教學到底能影響他到多遠？他出去以後會在哪個環境？會不會被人一唆使，又回去到之前的狀況？」談起特殊教育（下稱特教）學生離開少年矯正學校（下稱矯正學校）後的未來，勵志中學特教教師蔡昀叡難掩擔憂。
在矯正學校任職五年，看著一批又一批特教少年來來去去的蔡昀叡，是第一批進入矯正學校的特教老師。
民國86年，行政院公布施行《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要求法務部於六年內要將少年輔育院、少年監獄轉型為矯正學校。然而，因為政府財政困難等理由，遲至110年，桃園、彰化兩所少年輔育院才正式改制為矯正學校，重新命名為敦品、勵志中學；加上88年改制的誠正、明陽中學，自此全台少年監獄及少年輔育院的這項轉型工程才堪稱完成。
改制矯正學校，代表一般科目教師、輔導教師、特教教師、心理師及社會工作師等專業人力進駐，威權式的獄政戒護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是專業教育及輔導的資源。過去在感化教育體系難以被看見的特教生需求，終於開始浮現。
根據政府資料，114年勵志、敦品和誠正三所矯正學校內的特教生人數比例已達19%（見表一），是普通高中約五倍，「比例非常高。」投身司法界長達28年的雲林地方法院主任調查保護官謝嘉仁說。
矯正學校的特生比例會比普通高中高出一大截，是因為部分特教少年過去因失學、家庭功能不彰或教育支持不足等原因，未受鑑定或中途失去特教資格，直到觸法進入矯正學校，他們的處境才被發現。
表一／矯校特教學生比例是普通學校的近五倍 。製表：廖護穎
圖表說明：此表數據由記者自行計算，「矯正學校內特教學生比例」是以敦品中學、誠正中學和勵志中學三所學校特教生人數和總人數計算，「普通學校內特教學生比例」則是以全台國中與高中的特教生人數和總人數計算。資料來源：教育部、法務部矯正署。
特教鑑定程序複雜 家庭學校扮關鍵角色
「求學不那麼穩定的情況下，真的很難完成特教鑑定。」來自矯正學校的輔導老師Ａ（化名）感嘆道。從被察覺、鑑定，到正式獲得特殊教育資源，往往是一段漫長而未知的過程。
現況下，「特殊教育學生」指的是經由鑑定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在學習和行為方面需要特殊協助的在學學生。與一般大眾所想像的身心障礙身分不同，特教資格並非單純依據醫療診斷結果認定，而是更著重學生在校園中實際的學習與適應情形。
當導師發現學生可能在學習或情緒行為上出現困難時，通常會先行通報，並由特教老師介入評估，再決定是否進一步進入鑑定程序。若該學生經鑑輔會認定具特殊教育需求，學校便會正式開始個別化教育計畫（IEP），亦即依各別學生狀況調整適合的課程及評量方式，並媒合相關輔助資源。
這繁雜的鑑定流程，並非成功一次便永久適用，而是會隨著學生進入不同學習階段，在國小、國中與高中反覆進行。也就是說，學生需要長期且穩定地留在教育系統中，才有可能持續獲得相關協助。
在這環環相扣的過程中，家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從家長能否及時察覺孩子的需要，到發現狀況後是否願意接受鑑定，再到取得特教身分後，孩子能不能持續接受教育與協助，都很關鍵。
立法委員陳培瑜便分享，自己曾接觸一名疑似為情緒障礙的學生，該生已經長期對同學造成傷害。學校人員數次建議家長讓該生接受特教鑑定，家長卻堅持孩子只是比較聰明，始終溝通未果，對班級的傷害持續發生，他搖頭道：「這個孩子日後如果再不處理，可能就到矯正學校去了。」
因為家長忽視或中輟而失去特教資格與相關支持的少年所在多有。A指出，部分少年甚至是直到進入矯正學校後，才被鑑定具特教身分，「大部分的少年如果換個家庭長大，或許他不會在這裡（矯正學校），如果在他的成長過程中有人可以接住他們，他們也不會在這裡。」他感嘆。
表二／紅線代表曝險少年經由感化教育進入矯正學校的途徑。製圖：廖護穎
處分重視個別需求 穩定環境有利成長
當特教生游離於社會邊緣、甚至觸法，感化教育成為最後一道支持防線。
少年觸法後，須經少年法院審理。現行制度共有四種保護處分，由調查保護官依照個案情況進行裁定。其中，感化教育是約束力最高的保護處分，由敦品中學、誠正中學和勵志中學執行收容。 （見表二）
不同於一般刑事司法以罪責決定刑罰輕重，少年司法更重視個別差異和成長背景。謝嘉仁指出，保護處分的目的並非懲罰，法院會綜合評估少年的社會適應程度和未來再犯的可能性，決定最適合少年的處分。
謝嘉仁以群眾鬧事為例，即使罪則很輕，若法院認定少年的身心狀況、 家庭和交友圈無法維持穩定，有再犯風險時，仍會傾向將其送入集中管理的感化教育。
他表示，因為矯正學校環境封閉、相對安靜，生活固定缺少刺激因子，對特教生來說，反而比外面的環境更適合健全成長。矯正學校教師透過長期陪伴與觀察，能及早發現少年的輔導、諮商及醫療需求，並協助連結穩定資源。
高聳的圍墻上纏繞著層層鐵絲網，將少年與外界隔離開。 圖／黃舒愉攝
矯校人際摩擦頻仍 特生處境需保障
儘管矯正學校提供了特教生穩定的環境，但在封閉且高密度的相處下，如何與同儕互動成為不可避免的一道課題。
「矯正學校的融合教育是有一定難度的。」蔡昀叡坦言。少年除了平時上課外，下課後的生活也緊密相連，若在人際相處或生活技能上遇到阻礙，會大大影響團體生活的適應。
蔡昀叡指出，矯正學校內許多一般生過去的就學經驗不穩定，鮮少有機會接觸特教生，因此未必理解他們在認知與人際互動上的限制。當特教生反應較慢、重複犯錯，或無法掌握社交界線時，便容易被同儕解讀成故意為之，進而產生摩擦。
此外，部分矯正學校內也存在明顯的上下階級文化。難跟上群體步調的特教生便容易居於弱勢，甚至成為被欺負的對象。蔡昀叡舉例，「挑剩的，或者是人家不想穿的衣服，可能就會給這些孩子。」
扮演協調與引導角色的老師便顯得格外關鍵，但這並不容易。
過去，A曾請其他同學擔任特教生的學伴，協助適應班級生活，卻被反問說：「我們都是來關的，憑什麼我要照顧他？」
經過長時間相處，學生才逐漸發現，「原來他（特教生）真的不是故意的。」然而，理解後是否願意進一步伸出援手，仍十分仰賴個別老師的帶領。
此外，矯正學校在特教生的學制上，也有改進的空間。一般來說，特教生可以選擇直接就讀特教學校，或者在高職階段就讀針對輕度智能障礙學生所設立的「綜合職能科」，在專屬的環境中，以適合的步調學習。
然而，目前三所矯正學校都沒有設置綜合職能科或特教生的專屬學習制度。謝嘉仁建議，矯正學校應效仿外國設立分級分類制度，將擁有不同需求的司法少年進行分類，並提供相應的協助。
特師限制固定員額 因材施教難落實
在學制尚待改進的情形下，矯正學校中的特教老師便是協助特教生適應社會的關鍵。蔡昀叡認為，特教老師的職責是透過長期引導和持續溝通，協助特教生學習人際互動與生活自理，幫助他們打好基礎，未來能順利適應社會。
「他們需要的不是限制自由，是需要很專業的人去教他們生活技能。」Ａ說。
所謂生活技能，可能小至人際界線。Ａ過去曾接觸一名智能障礙少年，剛進入矯正學校時攻擊性很強，甚至時常在老師面前裸露生殖器。老師必須反覆向他說明、持續引導練習，協助他建立隱私觀念，相關行為才逐漸改善。
特教生需要高度個別化的教學引導，但是制度經常讓教學現場抓襟見肘。矯正學校內的特教生人數隨每位學生處分時間不定而常有變動。不同於普通學校能夠以約聘方式新增人力支援，矯正學校內部人員受總體員額限制，即使學生數量突然增加，也無法新聘特教老師，導致教學安排缺乏彈性。
蔡昀叡認為，最理想的情況是根據每位特教生的能力和需求設計教學方式，但現有制度下，面對臨時入校的特教生，特教老師只能在有限的輔導量能下，窮盡各種手段提供教育資源，很難如理想做到因材施教。
特生離校難適應 緩衝機制待建立
感化教育結束後，部分特教少年回到校園繼續就學，也有人投入職場，或轉至成人監所。無論選擇哪一條路，如何回歸社會皆是他們共同面臨的挑戰。
中華更生少年關懷協會社工組長李佳怡觀察，相較於一般少年，特教生在資訊判讀、人際界線建立及環境適應上，需要更長時間的練習。一旦離開矯正學校，特教生便容易在快速變動的社會中遭遇挫折。
他分享，過去曾服務一名中度智能障礙少年，在開始使用手機後出現網路成癮問題。難以判斷其中潛藏的風險，最終遭遇感情詐騙，「他覺得那個人跟他一直聊天，就是他的朋友。」李佳怡觀察道。
矯正學校完全隔絕外界資訊的特性，在特教生出校時，成為了他們融入社會的挑戰。對此，謝嘉仁建議，應先釐清個別特教生的需求，並依照感化教育歷程，分階段提供協助，在初入矯正學校時提供醫療支持，離校前則增加社會適應訓練。
「一個人剛學游泳，終於會把泳衣穿上去了，沒有裸泳很棒，然後就直接把他丟到大海裡，你叫他去死嗎？」Ａ如此比喻現況下特教少年回歸社會的處境。
他進一步指出，若感化教育對少年的約束強度為十分，一般學校約束力可能只剩下兩分，兩者之間存在明顯斷層。Ａ期待，未來兩者之間會出現緩衝銜接的機構，少年在離開高度保護的環境後，不至於無所適從，也有助於降低再犯風險。
制度改革未竟 社會支持終結再犯循環
矯正學校的改制，僅僅是少年司法系統從威權式戒護邁向教育優先的第一步。若要真正落實教育功能，從普特融合、特教師資，到離校後回歸社會的轉銜與適應，都仍有持續完善的空間。
近年來，政府推動以適性教育為核心的《少年矯正學校處遇實施條例》草案。然而，非營利組織監所關注小組質疑，該草案未明定教育部主管矯正學校，仍維持矯正署為主管機關，恐難落實教育責任。相關法案至今仍未完成立法程序，有待更多關注與討論。
感化教育真正的考驗，往往是高牆之外的生活。多數教師相信，少年「想變好」的意願是真實存在的，但當他們重新回歸家庭，許多在矯正學校內建立的生活規律與人際界線，皆可能逐漸瓦解。
A觀察，許多少年犯罪經驗與家庭背景存在明顯的代際循環，甚至曾有懇親時出現父親在成人監所、兒子在矯正學校的情況。他認為，感化教育不能保證每位少年都能變「好」，而是提供重新成長的時間與空間。
然而，「他的原生環境如果沒有辦法調整，（感化教育）就真的蠻沒用的。」A坦言，關鍵還是在社會支持網能否協助少年離開這個迴圈、不再複製階層。
司法少年的處境從來不僅僅是個人問題。謝嘉仁指出，一個人能否順利融入社會生活，關係到他是否容易犯罪。因此，從矯正學校的特教生群體開始，大眾必須正視這個議題，看見體制轉型尚未完成的後半場改革，一同努力完善社會支持網。
矯正學校前身為少年監獄，即使在110年行政院廢止《少年輔育院條例》後，校園建築仍保留著明顯的威權風格。圖／黃舒愉攝
